摘要：本文探讨了日本未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多维原因。研究发现，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通过模仿欧美模式快速实现了高等教育近代化，过度依赖外来经验却削弱了自主创新能力，未能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战后经济复兴时期，科研重点转向产业技术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限制了科技突破和知识积累。此外，科研经费分配偏向短期应用、资助来源单一，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和灵活性。文化与社会因素同样构成制约，日语作为主要学术语言、学界内部等级制度以及文化保守性降低了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力。在学科发展方面，日本的学术成就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不足。地理位置边缘性与国际学术网络的薄弱，长期阻碍了日本学者融入全球主流学术圈。此外，人口老龄化、适龄学术人口减少以及国际学生和外籍教师比例偏低，进一步削弱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优化跨学科合作、推进国际化战略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建设虚拟学术中心等方式，日本仍然具备提升其全球学术影响力的潜力。
一、引言
“学术中心”（center of learning）是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枢纽，在推动科学研究、培养高水平人才和促进社会创新方面具有核心作用。［1］［2］英美国家的大学以及法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凭借其卓越的研究能力、国际化的合作网络和深厚的学术传续，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中心的典范。这些机构不仅推动了高水平研究和知识交流，还对全球学术格局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代，如何定义和发展学术中心再度成为重要议题。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科技研发能力和高等教育体系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日本科学家在诺贝尔奖领域的表现居亚洲领先地位。截至2024年，日本共诞生了包括文学奖与和平奖在内的30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物理学12位、化学8位、生理学或医学5位、文学3位以及和平奖2位。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方面，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2015年）、汤川秀树（1949年）通过中微子振荡和粒子物理理论取得了重要突破，体现了日本在基础物理研究领域的优势。然而这些成就集中于个别研究团队，未能形成跨学科协作的范式。在生物医学领域，山中伸弥因iPS细胞技术于2012年获奖，相关技术在产业化和临床转化上与欧美相比却相对滞后。日本仍未像历史上的法国、英国、德国以及目前的美国那样，跻身全球学术中心之列。［3］［4］这些局限性揭示了日本学术成就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在现有国际学术研究中，有关学术中心的形成因素和主要构成的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例如，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和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等学者都认为，卓越的学术传统、强有力的国家支持、深度参与国际学术网络以及学术自由和创新环境是学术中心形成的核心条件。然而，针对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依然较少，特别是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比较研究更显薄弱。［5］［6］
20世纪以来，日本政府通过颁行“21世纪COE计划”（文部科学省. 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の概要.東京:文部科学省,2007.https://www.jsps.go.jp/file/storage/general/j-21coe/06_gaiyou/data/gaiyou2007_08.pdf?utm_source=chatgpt.com.）“全球COE计划”（文部科学省.グローバルCOE プログラム.東京:文部科学省,2014.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giji/__icsFiles/afieldfile/2018/05/22/
1404674_29.pdf.）以及“超级全球大学计划”（ 文部科学省. スーパーグローバル大学創成支援: 日本の大学の国際競争力強化. 東京:文部科学省, 2017.https://www.mext.go.jp/content/1360288_03.pdf?utm_source=chatgpt.com.）等政策，试图增强大学的国际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提升大学排名、吸引国际学生和短期科研产出，而非建立全球学术中心所需的长期学术基础和战略投资。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日本的学术研究与美国等国相比，至今在全球学术中心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通过分析日本的案例，可以深化对学术中心形成机制的理解，揭示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地位。同时，可以为学术中心进一步重新定义和专题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规范。
在理论价值方面，本文通过对日本经验与局限的系统分析，旨在扩展对学术中心形成机制的认识，通过揭示历史传承、文化特性与制度和政策设计如何共同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为学术中心理论的进一步构建提供支持。从实践价值来看，日本在科研投入、国际化策略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高等教育体系提供重要的参考，帮助优化学术中心建设路径。从政策的角度，日本在政策设计与执行方面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双一流”建设和“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反面教材。
二、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一）学术中心及相关概念
“学术中心”是指在知识生产与传播、科学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机构或地区。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演化历经多次讨论。例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9世纪初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理念，被认为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奠基石。这一模式广泛影响了德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洪堡的理念注重学术自由和知识的创造性发展，这种传统构成了学术中心的早期理论基础。［7］［8］
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于1962年对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科学活动的中心呈现周期性转移，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最终到美国。根据他的研究，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占全球总量的25%以上时，该国可以被视为科学中心。这一观点为学术中心的动态转移机制提供了量化的分析框架。［9］1977年，本戴维在其著作《学术中心：英法德美》（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中，系统探讨了学术中心的形成与演变。他研究了历史、文化和制度如何共同作用，推动特定国家成为全球学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本戴维强调，卓越的学术传统与强大的制度支持是学术中心形成的关键要素。［10］汤浅光朝和本戴维的研究奠定了学术中心学说的基础，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早于1962年或1977年的类似明确讨论。可以认为，这一概念的系统化讨论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开创性贡献。
学术中心的定义因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也有所差异。在英语中，center of learning或academic or creative hub通常用于描述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学术领导地位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所谓学术枢纽或学术中心，是指超越传统教学与研究职能的大学或机构，成为创新与经济转型的核心推动者。通过构建网络、提升能力，以及跨越学术、产业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像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这样的学术枢纽成为知识驱动型经济区域转型的催化剂。［11］［12］在日语语境中，学术中心通常被称为「学問の中心」（Gakumon no Chūshin）或「学術拠点」（Gakujutsu Kyoten），更强调其在知识创新和区域社会服务中的作用，而非全球性的影响力。［13］［14］中文语境下的“学术中心”更关注知识生产、国际影响力和学术领导力，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将构建学术中心作为核心目标之一；而且其外延不仅包括大学，还涵盖区域性的科研集群与创新基地。［15］［16］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学术中心的传统定义也不断被挑战和更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学术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虚拟高等教育和学术中心逐渐兴起。［17］同时，学术中心的形成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例如，欧美国家的学术中心通常有赖于深厚的学术传统，而新兴国家更多依靠政府主导的科研投资与国际合作。［18］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快速崛起对传统学术中心提出了新挑战。以中国为例，通过实施“双一流”建设，中国显著提升了其学术声誉，并在国际学术网络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Huang, F. [2024, November 20]. Is China on the path to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University World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41120093525357）。这些现象表明，学术中心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节点，其定义与内涵在不同语境和历史阶段呈现出多样性，需要结合技术进步、全球化趋势和国家特性进行动态分析和重新审视。
（二）相关研究进展
学术中心的形成条件、区域特性及其动态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传统学术中心的框架正被挑战与重构。下文将对核心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1、学术中心的定义与形成条件
本戴维指出，学术传统、国家支持、国际学术网络的参与以及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是学术中心形成的核心要素。阿特巴赫进一步强调，学术中心的全球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还需要深度融入国际学术网络。［19］例如，美国通过吸引国际学者和学生，成功地巩固其作为全球学术中心的地位；而英国依赖其历史积淀和政策支持，在国际学术体系中保持重要影响力。简·奈特（Jane Knight）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通过战略性政府投资和国际合作，逐步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的重要参与者。［20］相关研究指出，科技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是学术中心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通过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正在逐步实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转变。［21］
2、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尽管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快速近代化，却因长期依赖外来模式，缺乏自主创新［22］，限制了其学术传统的积淀和创新能力。还有学者指出，日本的职业培训导向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在知识创造和国际化方面表现薄弱。［23］此外，前述汤浅光朝的研究表明，日本科学成果的全球占比未能持续达到中心标准，加之语言壁垒与学术封闭性，进一步削弱了国际影响力。
3、学术中心的动态变化与挑战
本戴维认为，科学中心的兴衰与社会对科学的态度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分权化和竞争性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术中心兴起的重要保障。国内有学者在对本戴维的研究评述中补充指出，美国大学通过灵活的学系制度、私立基金支持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逐步取代德国成为20世纪全球学术中心；其研究生院制度通过促进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为学术中心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相比之下，法国和苏联等集中化体系的高校在这一方面表现欠佳。［24］
（三）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学术中心作为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枢纽，尽管其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诸多进展，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对非英语国家的特殊性研究不足。现有研究集中于欧美国家的学术中心构建经验，特别是对英语国家的分析占据主导地位，非英语国家在语言和文化壁垒方面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未得到充分探讨。其次，对新兴经济体的关注不足。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迅速崛起，学术中心研究对其关注有限。再次，数字技术与学术中心的关系尚属研究空白。在数字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逐步改变学术活动的形式和范围，然而现有研究在数字技术对学术中心的影响方面探讨不足，尤其是在知识生产的虚拟化、跨区域合作的便利性以及学术网络的重构方面。这一研究空白阻碍了对新时代学术中心定义和功能的全面理解。
鉴于以上综述，本文提出两个核心研究问题：1. 日本在学术中心形成过程中存在哪些历史与制度性障碍？2. 日本的文化与社会特性如何限制其国际学术影响力？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索，本文不仅旨在补充现有学术中心理论的不足，还希望为非英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践指导。
（四）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多层次的分析框架，从历史传统、科研制度、文化特性、学科结构以及人口与人才五个主要维度入手，对日本未能跻身全球学术中心的原因进行系统解析。具体而言，在历史传统部分，主要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虽实现近代化，但缺乏自主学术传统的问题；在科研制度部分，关注经费结构失衡、政策短视与体制僵化对基础研究支持不足的制约；在文化特性部分，探讨了语言障碍、等级制度以及保守文化对国际交流与跨学科合作的限制；在学科结构部分，分析了各领域发展不均和国际合作参与度不足的现状；在人口与人才部分，揭示了老龄化和年轻人才减少对学术活力与持续竞争力的负面影响。该框架旨在全面揭示多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制约了日本形成全球学术中心的进程。
三、日本学术中心困境的原因解析
日本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未能跻身全球学术中心，其背后涉及历史传统、科研体制、文化特性、学科结构及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下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与数据，从多个维度解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一）历史传统局限
日本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起步晚且依赖模仿是其未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通过模仿德国和法国的教育模式快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和学术制度现代化。然而，这种模式主要集中于培养官僚，特别是强调专业和职业教育技术，未能像西方那样形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和原创性研究能力。［25］这一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日本的技术能力，但却未能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影响了日本的学术独立性。根据相关研究，这种过度依赖西方外来模式的体系严重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26］［27］具体而言，文部省在创建近代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引入大量外国学者，并在东京开成学校（后改为东京大学）等教育机构中积极推进近代科学的基础建设；同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期望通过他们的归国贡献加速教育与学术的现代化。这些举措尽管促进了日本现代高等教育的快速成型，也使日本学术的发展长期受制于西方的知识体系。此外，这种模仿型的教育体系偏重培养实际技术人才，而非鼓励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和学术创新。［28］［29］工部大学校等机构更多关注技术教育，这种偏向在教育制度中根深蒂固，使日本在追求应用技术快速发展时忽视了基础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虽然日本在此期间迅速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但未能发展出如西方大学那样的学术自由传统。学术机构和学会的发展同样以移植西方模式为主。东京学士会院（后改为日本学士院）以及诸如东京数学会社、化学会等学会在学术传播和学科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却因主要直接承袭西方的组织形式和研究方法，限制了日本学术的本土化发展和独立学术体系的构建。［30］
由此可见，日本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却因整体上仿照西方的组织形式和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学术的自主发展和原创性。
（二）制度与政策障碍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复兴与社会重建的浪潮中迅速崛起，同时也面临科研体制固化的深层次问题。日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应用领域，基础研究经费长期不足。［31］［3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5年的数据显示，战后日本60%以上的研究经费用于工业与工程领域，而基础研究预算不足20%。［33］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主要科技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仅占研发总投入的12.5%，显著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17.1%；相比之下，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占比为17.0%，德国为14.8%，法国高达26.1%，英国为17.6%。［34］这种较低的基础研究投入表明，日本的科研资源更多倾向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而基础研究作为科学知识和原创性创新的核心未获足够重视。这种倾向导致日本在学术创新能力上受到限制。战后日本的科技发展以民生为主，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支持仍相对薄弱［35］。这种现状限制了日本在学术创新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削弱了其知识生产和全球学术网络中的影响力。
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日本成为学术中心的潜力。首先，这种倾向削弱了日本吸引国际顶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能力，限制了国际科研合作和交流的深度。其次，基础研究薄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储备不足，使日本难以建立类似于美国或欧洲的学术创新生态系统。此外，日本的政策长期以来重视产业技术的快速应用，忽视了基础研究的积累，这种不平衡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削弱了学术生态的多样性与活力。日本在20世纪后期推行的改革措施如“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等仍更多关注短期影响，未能真正改变日本学术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学术机构难以建立可持续的研究生态。
根据汤浅光朝的研究，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显示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是维持学术中心地位的重要条件。日本在二战后聚焦工业需求、忽视对基础科学的系统性支持，这种短视政策严重影响了学术创新能力。诺贝尔奖成就的具体案例也反映了日本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局限。例如，汤川秀树和梶田隆章的研究成果主要依赖个体研究者的努力，而非学术系统的整体支持；山中伸弥的案例也表明日本学术政策在支持基础科学向应用转化的机制上相对薄弱，未能形成完善的科研生态链。
日本的整体研发投入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其基础研究资金占比偏低的问题却长期存在。这一问题并非单纯由资金总量不足导致，而是源于政策导向过于侧重短期成果与应用导向，忽视了基础研究的持续积累和系统性支持。根据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3》和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主要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显示，日本以3.70%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的5.21%。［36］［37］其他主要国家包括美国（3.59%，2022年）、德国（3.13%，2022年）、中国（2.43%，2021年）、法国（2.18%，2022年）。然而，在这种看似充足的研发投入背后，日本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总投入中的占比却明显偏低。根据该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4》［38］，2020年日本基础研究经费仅占科研总投入的12.5%，远低于美国的17.0%和英国的17.6%。这一经费结构的失衡凸显出日本在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在科学知识创造和前沿领域的主导地位。
政府资助体系的单一化也是日本基础研究发展受限的原因之一。据前述文部科学省的数据［39］，日本大学近70%的科研经费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相对较少。这种单一化的资助体系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资助通常聚焦短期目标或特定领域，难以满足基础研究的长期需求；二是缺乏灵活性和竞争性的资助机制，可能限制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和多样性。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英国通过英国研究与创新（UKRI），在基础研究领域广泛吸引私营部门的合作和资金投入，大幅提升其基础研究的全球竞争力。
此外，日本的科研政策缺乏对跨学科研究和新兴学科的持续投资。尽管“21世纪COE计划”和“全球COE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领域的学术研究，但这些计划的资金支持大多面向短期科研目标，多偏重于短期项目考核和可量化成果，未能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基础研究体系。这一“短期主义”导致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严重依赖项目型资金，研究团队稳定性不足，科研方向容易因资助周期而碎片化，制约了学术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上述制度性障碍极大地限制了日本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可能性。一方面，基础研究长期薄弱削弱了日本高校的知识创新能力，使其在科学前沿领域缺乏影响力。另一方面，资金来源单一化使得日本难以建立灵活而可持续的学术研究生态系统，降低了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和学术合作的能力。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欧美主要国家通过优化科研资助体系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了学术竞争力，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滞后使其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可能性受到挑战。
（三）文化与社会特性
语言与文化壁垒进一步限制了日本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日语作为主要学术语言，很大程度上使得日本学术界参与国际会议和期刊的机会减少，导致其国际学术网络的参与度较低。［40］汤川秀树的案例尤为典型。他凭借介子理论获得诺贝尔奖，而频繁使用英语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使他感到疲惫和不适。这种语言障碍不仅影响了日本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中的发言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此外，水谷哲因“反转录酶”研究的重要贡献本应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却由于论文署名排序问题，其国际学术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41］这些案例表明，日本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合作和学术传播中的适应性问题使日本学术界难以有效融入国际学术网络，阻碍其学术成果的全球化传播、尤其是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竞争力。
日本学术界的文化保守性和社会结构特性也构成了重要障碍。更广泛地看，日本的学术文化反映了社会的整体特性。例如，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内部关系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推动创新性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受到限制［42］，这种文化环境可能导致研究议题的选择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往往比较保守，缺乏对颠覆性思想观念和新兴学科的支持。这些问题不仅使日本难以与全球领先的学术机构竞争，而且削弱了其作为全球学术中心的潜力。
（四）学科结构失衡及全球参与度不足
日本的诺贝尔奖成就主要集中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上表现相对较弱［43］。日本从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在这些学科领域的投入不足，也暴露其在跨学科协作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使日本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未能形成全面而均衡的学科布局。例如，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在物理、化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名列前茅，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排名相对落后。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论文产出远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被引频次和国际合作度也存在显著差异。［44］
此外，日本科学家由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和学术网络的局限，长期面临参与国际科学主流的困难。例如，寺田寅彦在X射线衍射研究中的发现与威廉·布拉格父子（Sir William Henry Bragg和William Lawrence Bragg）几乎同时完成，但因学术网络的缺乏，未能在诺贝尔奖评选中获认可。同样，北里柴三郎虽然与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共同发现自然免疫现象，但由于其科研重心转回日本，也未能与之分享诺贝尔奖。巴瑟罗（J. R. Bartholomew）的研究还表明，虽然日本在诺贝尔奖成就上处于亚洲领先地位，但这些成就主要依赖个别科学家和特定领域的突破，而非全面的学术生态系统所支撑。例如，野口英世凭借在美国的研究环境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诺贝尔奖提名，而北里柴三郎等在日本工作的科学家却因缺乏国际学术网络的支持，提名数量远低于预期。这些现象反映了日本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体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日本在提升学术生态系统整体竞争力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45］
进入21世纪以来，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在国际学术网络的参与度方面仍然较低。根据2023年的全球科学合作统计数据，日本在国际合著论文中的占比仅为26%，显著低于英国（58%）和德国（54%）［46］。这种国际学术合作的不足进一步限制了日本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角色，其在诺贝尔奖等国际学术荣誉中的表现难以带动整体学术体系的崛起。这表明，国际合作与学术网络的构建对于提升国家学术影响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日本在这方面的长期劣势，使其即便在某些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也难以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提升整体学术体系的影响力。
（五）人口与社会挑战
随着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年轻学者比例下降，不仅降低了本土科研活力，也加剧了其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据，日本国立大学专任教师中40岁以下的比例自1992年以来持续下降，截至2013年10月1日，这一比例仅为26.0%。［47］其中，30岁以下教员的比例自1989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日本学术界在培养和吸引年轻学者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年轻学者是推动学术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减少不仅削弱了日本的知识生产能力，也对其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日本年轻教员比例的下降与其人口老龄化趋势密切相关。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优秀人才的竞争力逐渐下降。日本政府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超级全球大学计划”，试图提高大学的全球竞争力，但这些举措未能显著扭转年轻学者比例下降的趋势，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在吸引和留住优秀年轻学者方面的不足。相比之下，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通过完善的政策激励体系以及更高的薪资和研究资源支持，成功吸引和培养了大批年轻学者，为其学术体系持续注入活力。
适龄人口的持续下降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构成了严峻挑战。据统计，日本18岁适龄人口自1990年代以来持续减少，从1990年约900万人下降到2022年约550万人，降幅约为39%。［48］日本大学通过扩招等方式维持了招生数量，2022年大学入学人数约为61万，比1992年的51万人有所增加［49］。然而仅靠扩招难以弥补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生源质量下降，反而导致研究经费和学术资源分配的压力增大，同时限制了日本高校在国际上吸引优秀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能力。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日本的国际学生比例仅为4.6%，远低于美国（超过20%）和英国（超过25%）。［50］不仅如此，日本高校在聘任外籍教师和推动跨文化学术合作方面的进展也较慢。相关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外籍专任教师在日本高校的比例仅占约5%，而欧美国家普遍高于15%。［51］国际学生和教师以及科研合作的缺乏不仅限制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也限制其培养全球化人才的能力。这种国际化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日本高校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难以吸引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顶尖人才，从而进一步降低其学术影响力。［52］近年来，这一趋势削弱了日本在高能物理学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潜力，也制约其在其他新兴学科如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中的发展。
这种人口结构失衡与国际人才吸引力不足的双重挑战，不仅影响日本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活跃度，也制约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持续竞争力。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国际化战略，通过增加国际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比例和建立全球学术合作网络，不断提升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这种国际化程度的差距削弱了日本在全球学术网络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使其难以与欧美国家竞争，进一步限制了其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潜力。
综上所述，日本人口老龄化、年轻学者比例下降与国际学生数量不足也是其无法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讨论
日本未能跻身全球学术中心的原因可归纳为多个层面的制约因素。在历史上，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和学术制度的近代化，过分依赖欧美模式却导致原创性学术传统缺失，从而制约了学术体系的自主发展；科研体制方面，经费结构失衡、政策短视和体制僵化使得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削弱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同时，语言障碍、内部等级制度及保守的文化特性限制了国际交流与跨学科合作，进一步削弱了日本在全球学术网络中的竞争力；在学科结构上，自然科学中部分优势领域有所突破，整体发展不均和国际合作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人口老龄化与年轻人才减少的趋势，也使日本在吸引和培养新兴学术人才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最终影响了其全球学术中心地位的形成。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日本仍具备重新定位其在全球学术网络中地位的潜力，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通过加强技术转化、跨学科协作、优化科研资助体系以及推进国际化政策，有望提升其学术成果的全球化效应和国际影响力。日本的案例为构建全球学术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表明深厚的学术传统、灵活的政策支持和多元化的学术生态是形成全球学术中心的关键条件。
通过对日本未能跻身全球学术中心原因的分析，针对中国当前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和“教育强国”战略，本文可提供以下几点启示。首先，重视学术自主性与原创性研究。日本因过度依赖外来学术模式而导致原创性不足，中国在“双一流”建设中应避免单纯追求国际排名，注重本土学术传统和原创性研究的积累，鼓励自由探索，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产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话语权。其次，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日本的科研投入偏重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科学积累，中国应合理配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经费，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促进科研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增强科研体系的整体创新活力。再次，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学术参与度。日本在国际学术网络中的参与度较低，限制了其全球影响力。中国应在扩大国际合作的同时，注重合作深度与质量，积极参与全球知识治理，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提升高校在国际舞台上的学术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此外，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与交叉研究。日本学科发展不均，跨学科合作不足。中国应加强交叉学科平台建设，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跨领域研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等前沿领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创新集群，推动学科融合与科技创新。最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激励青年学者发展。日本面临学术界老龄化和年轻人才流失问题，中国应完善青年学者培养与激励机制，提高科研岗位吸引力，优化职称评审和科研考核体系，促进青年学者成长与科研潜力释放，确保科研人才梯队的持续活力。
本文揭示了日本未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的深层次原因，虽在分析框架和理论整合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基于公开数据与现有政策文献进行分析，未能全面涵盖2024年后日本可能出台的新政策、科研投资调整及国际合作战略的最新动态。未来研究应结合最新数据和政策变动，深入评估日本学术中心建设的新趋势与潜力。其次，本文主要集中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比较，未充分讨论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韩国、印度等）的相关经验。考虑到全球知识生产版图正发生转移，未来应加强跨区域比较，分析亚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创新和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学术网络中的地位。再次，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虚拟学术中心正重塑知识生产与学术合作模式。然而，本文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在线科研平台等技术如何促进学术中心转型的分析较为初步。未来应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地理壁垒、推动知识流动及虚拟与实体学术中心的互动关系。最后，本文主要依赖二手数据和文献综述，缺乏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难以全面呈现日本学术界的内部认知与实际操作动态。未来应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以获取一手资料，深入了解和分析政策执行效果及学术群体的真实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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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博士，浙江大学兼任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外访问学者；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