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口少子化趋势下，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和构建ARIMA时序模型，设定低中高3种生育方案对2024—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供需规模及缺口态势进行预测。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生源在2024—2037年间呈供大于求态势，形成从514.66万人锐减至16.98万人的需求缺口；在2038—2050年间呈供小于求态势，形成从274.02万人分别扩增至1171.85万人、996.78万人、821.69万人的供给缺口，预示着2038年左右将迎来历史性“生源拐点”，届时将可能引发生源数量危机和质量危机，并造成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失衡。对此，应多措并举大力提振社会生育水平，开源节流不断增强生源供给能力，建立生源监测及危机预警机制，促进招生规模与生态承载力适配，以实现高等教育生源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少子化趋势；人口预测；高等教育生源；供需关系；生源危机预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转向现代，大多数国家经历了总和生育率由高至低的生育模式变革，正在遭受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时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少子化”这一术语最早由日本政府在1992年发布的以“低生育率社会：其影响和应对措施”为题的《国民生活白皮书》中首次提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和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根据国际人口学界制定的少子化评定标准，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以下3个特征：①总和生育率继1992年跌破世代人口更替水平2.1之后，1994年跌破1.8，2000年跌破1.5，进入“超少子化”阶段已达20余年；②人口出生率从1999年的14.64‰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0.86‰，此后一直低于11‰的超少子化标准，2023年不足7‰；③0~14岁少儿人口比例逐年递减，2006年低于20%，2010年低于18%，而后虽然小幅回升，但仍在15%以上，徘徊于“严重少子化”标准线边缘。从上述3个指标来看，当前我国均已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并向超少子化阶段趋近，这一趋势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与人口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末，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高等教育领域开始实施扩大招生的教育改革政策。在此长期影响下，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和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急速攀升。1999—2023年间，高考报名人数从288万人增加至1291万人，增长348.3%；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159.68万人扩大至1042.2万人，增长552.7%；而高考适龄生源却从2078.21万人缩减至1616.61万人，下降28.6%，显然前两者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超于后者的出生速度。尽管2023年高考适龄生源比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多出约574万人，但随着低生育率、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的加速到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颓势将很难彻底扭转。照此趋势，10余年后，普通高校的计划招生数可能会反超报名人数，届时生源供需关系将发生重大逆转，导致普通高校面临严峻的生源危机和生存危机。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要素和战略资源，是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和创新动力。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出生人口减少带来的潜在生源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和历年教育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供给-需求”的关系理论框架，通过对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潜力（出生人口规模）与需求潜力（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进行双向预测，研判未来较长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状况及缺口态势，前瞻预警可能引发的生源危机并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适应人口变化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预测
人口统计和预测数据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出生人口的规模变动更是判断高等教育生源发展状况的基础变量。本部分基于“七普”数据，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方法，设定低中高3种生育方案，以此测算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
（一）研究对象
根据《学前教育法（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基础教育学龄人口的年龄规定，高等教育的学龄范围应为18~22周岁。因此，本研究假定个体从出生到首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周期为18年，那么高等教育的潜在生源应为未来预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18年前出生人口队列。基于这一假设，可以推断出2024—2050年的高等教育潜在生源出生于2006—2032年，其中2006—2023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可通过年中人口数与人口出生率之积计算获得，而2024—2032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则需要进行科学预测。
（二）基年数据
本研究选择“七普”数据中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作为基期人口准备数据，然后据此设定2024—2032年全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及其模式、死亡水平及其模式、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和迁移水平及其模式等关键参数，研究数据口径均为常住人口。
（三）预测模型
本研究选用PADIS—INT国际通用人口预测软件作为预测工具，该软件采用的是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方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其基本原理是在给定基年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在队列生育、死亡和迁移风险的作用下，估计出未来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情况。本研究选择分性别的单岁组年龄人口数即0岁、1岁、2岁、……、99岁、100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组成人口队列。根据人口队列的递进规律，新出生人口的预测模型为：
（四）参数设定
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原理，生育、死亡和迁移是决定人口动态演变的三大核心要素，共包括三类五个主要控制参数，具体设定如下。
1. 死亡水平及其模式。本研究采用全国分性别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作为衡量人口死亡水平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5.37岁、80.88岁，较1990年平均增长约0.3~0.4岁。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提升，人口预期寿命有所延长，且达到一定水平后将逐渐放缓。因此，本研究假定2024—2032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呈线性变化，当位于75~79岁时，年均增长0.2岁；当位于80岁及以上时，年均增长0.1岁，最终设定结果通过线性插值法获得。另外，死亡模式采用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寇尔-德曼（Coale-Demeny）区域模型生命表中的西区模式。
2. 生育水平及其模式。“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96，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下降至1.15、1.09，2023年更是跌至1.0左右。此后的总和生育率将如何变化，继续下降还是保持稳定抑或触底反弹，成为本次人口预测的关键。为探究这一问题，我们借助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对比分析21世纪以来16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降至1.3后的演变轨迹，归纳出世界极低生育水平变动的三类模式：第一类是以韩国等为代表的“持续下降型”，即生育水平在达到1.3及以下后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最低可降至0.8；第二类是以意大利等为代表的“先升后降型”，即生育水平经历了先波动回升后波动下降的过程；第三类是以西班牙等为代表的“先降后升型”，即生育水平经历了先连续下降后连续回升的过程。由于2020—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初步呈现下降趋势，故而排除第二类模式，重点参考其他两类模式。设计思路是：低方案和中方案参照第一类模式，下降幅度依次降低；高方案参照第三类模式。具体设定如下。
第一，悲观情景下的低方案。鉴于“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已充分释放，而“全面三孩”政策实施效果不达预期，且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预计呈现“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演变趋势。因此，本研究假定低方案总和生育率将持续下降，从2020年的1.296开始下降，直到2032年达到当前世界最低水平0.8。
第二，稳定情景下的中方案。纵观世界极低生育水平变动趋势，除了极个别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地区）或小岛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0以上。因此，本研究参考贺丹对低中高方案的设定思路，假定中方案总和生育率由低方案加0.25得到，是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基准设置，即从2020年的1.296下降至2032年的1.05。
第三，乐观情景下的高方案。由第三类极低生育率变动模式可知，很多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降至1.3的极低水平之后都出现了阶段性的小幅回升。因此，本研究假定高方案总和生育率由低方案加0.5得到，是覆盖极低生育水平的标准设置，即先从2020年的1.296下降至2024年的1.132，随后预计在2032年有望回升至1.3。另外，生育模式根据“七普”数据中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和预测期内总和生育率统计得到，其他年份数据均采用线性插值法获得。（见表1）
3. 出生性别比的设定。出生性别比是某一时期内活产的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根据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35年前后降至107，直至本世纪末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因此，本研究假定“全面三孩”政策取得良好成效，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从2020年的111.35逐步下降，并在2032年回到107的正常水平。
4. 城镇化率的设定。2021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2》提出：“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出现城镇化由高速推进向逐步放缓的‘拐点’，2035年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阶段，峰值大概率出现在75%至80%”。因此，本研究假定我国城镇化率将从2020年的63.89%慢速提高到2032年的75%。
5. 迁移水平及其模式。由于人口国际迁移受到严格控制且净迁移量占总人口比重极小，因此本研究将我国境内人口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即假定国际人口净迁移规模为0。
三、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预测
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变动关乎高等学校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供需平衡运转。本部分将在观测长期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使用SPSS 27.0软件构建ARIMA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以此测算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
（一）预测方法
时间序列分析法是指从序列值之间的依存关系中探寻出序列发展变化的规律，并通过拟合适当的数学模型描述这种变化规律，进而利用该模型对序列的未来值进行预测。该方法经常使用的模型是ARMA模型家族，包括AR模型、MA模型和ARMA模型。1970年，美国统计学家G.E.P.Box和英国统计学家G.M.Jenkins在ARMA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简记为ARIMA（p，d，q）。其中p为自回归系数，表示序列值滞后p阶；d表示原始序列变为平稳序列需要至少差分d次；q为滑动平均系数，表示误差项滞后q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d=(1−B)d；Φ(B)=1−ϕ1B−…−ϕpBp，为平稳可逆ARMA(p,q)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多项式；Θ(B)=1−θ1B−…−θqBq，为平稳可逆ARMA(p,q)模型的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二）序列预处理
本研究假设未来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基本不变，采用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作为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的测量指标，选取1990—2023年共33个数据样本，将其导入SPSS系统后构建观测值原始序列。时间序列预测的第一步是进行平稳性检验和纯随机性检验即序列预处理，以保证序列的可预测性。
1. 平稳性检验。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根据时序图和样本ACF、PACF图进行判断的图检验法；二是构造检验统计量进行假设检验的DF检验法。由于图检验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研究采用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结果显示，（见表2）1990—2023年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原始序列在差分为0阶时，显著性P值大于0.05，不呈现显著性，说明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在差分为1阶和2阶时，显著性P值小于0.05，呈现显著性，说明该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对原始非平稳序列只需进行1阶差分就可以实现平稳。
2. 纯随机性检验。在统计学意义上，纯随机序列是没有任何分析价值的序列，即过去的行为对将来的发展没有丝毫影响。为此在预测之前，需要进行纯随机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各阶延迟下LB统计量的P值都显著小于0.05，所以认为该序列为非白噪声序列。因此，预处理后的原始1阶差分序列为平稳非白噪声序列，具有良好的分析价值，可以使用ARMA模型进行拟合。
（三）模型定阶
模型定阶是指经过序列预处理后，根据样本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的性质估计自相关系阶数p和移动平均阶数q，然后选择适当的ARMA模型拟合观察值序列的过程。ACF图显示除了延迟1阶的自相关系数在2倍标准差范围之外，其他阶数的自相关系数都在2倍标准差范围内波动，且衰减过程无明显规律性，呈现拖尾属性；PACF图则呈现出陡然衰减的显著规律，呈现截尾属性。综合自相关系数拖尾和偏自相关系数1阶截尾的属性，根据ARMA模型的定阶原则，同时考虑到原始非平稳序列经过1次差分平稳，因此将该模型定阶为ARIMA（1，1，0）。
（四）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1. 参数估计。模型识别之后，下一步将利用序列的观察值确定该模型的口径，即估计模型中未知参数的值。对原始差分序列拟合ARIMA（1，1，0）模型，得到该模型的口径为：
2. 模型检验。在确定模型形式和参数口径后，需要进行模型检验。一是模型的拟合度检验，表4显示模型决定系数R2=0.995，接近于1，说明模型拟合数据的准确度较高；二是模型的显著性检验，模型延迟18阶下LB统计量的P值=9.490>0.05，所以该模型的残差序列为白噪声序列，说明序列中的有效信息已经基本被模型提取，即拟合模型显著有效；三是参数的显著性检验，表5显示AR参数的t统计量的P值=0.001<0.05，说明参数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非零，即参数显著有效。综上所述，ARIMA（1，1，0）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成立且质量较好，可用于后续序列预测。
（五）预测误差检验
预测误差检验是指通过对比预测结果与预测对象发展变化的真实结果的差距，预测误差越小，说明预测越准确。根据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的标准，当误差值小于10%为高精度预测，处于10%~20%为良好预测，处于20%~30%为可行预测，大于50%为错误预测。本研究将ARIMA（1，1，0）模型拟合的1990—2023年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预测值与教育部已正式公布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后发现，（见图1）除了1991年和1994年预测误差值大于20%以外，其余各年份都低于12%，其中高精度预测占85%、良好预测占9%、可行预测占6%。因此，本研究的模型预测误差对观测值的影响相对较小，预测结果的准确度较高。
四、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预测结果与危机预警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供给不断下降与需求持续扩大将形成“剪刀差”现象，且呈现快速相交、开口扩大的发展态势。届时可能引发高等教育生源数量危机和质量危机，甚至造成部分高校生存危机，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失衡。
（一）人口少子化加剧导致生源供给不足
在人口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趋势下，2024—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呈现先保持平稳、后波动升降、再大幅下降的变动趋势。（见图2）其中，在平稳发展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从2024年的1585.02万人下降至2028年的1591.87万人，年均减少约1.71万人，这一时期的变化幅度较小主要与2006—2010年的出生人口规模比较稳定密切相关。在波动升降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从2029年的1784.86万人上升至2034年的1883.23万人，年均增加约19.67万人，期间分别在2030年、2032年、2034年到达峰值，波动范围是1800万~1900万人。2034年之后开始进入大幅下降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从2035年的1764.82万人快速下降至2040年的956.04万人，年均减少约161.76万人，下降幅度突然增大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以及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见顶下滑，导致出生人口规模骤然减少，随后引起高等教育生源供给急剧下降。在2041—2050年预测期内，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因生育水平参数的差异化设置而呈现出3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及特征。其中低方案呈继续快速下降趋势，从831.72万人减少至645.01万人，年均下降约20.75万人；中方案呈降速变缓趋势，从831.72万人缓慢减少至820.08万人，年均下降约1.29万人；高方案呈骤然回升趋势，从831.72万人逐渐上升至995.17万人，年均增加约18.16万人。可以预见，随着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未来各高校可能面临生源供给不足的严峻挑战。
（二）持续普及化促使生源需求不断扩大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断推进，2024—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并且随着预测时期变长，预测区间呈现“前窄后宽”的喇叭形结构。（见图3）分不同战略规划期看，“十四五”后期和“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将从2024年的1070.36万人增长至2030年的1242.13万人，增幅16.05%；“十六五”期间开始增速下降，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从2031年的1270.86万人缓慢增加至2035年的1385.8万人，增幅9.04%，相较于上一时期减少7.01%；“十七五”期间增速进一步变缓，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从2036年的1414.54万人增加至2040年的1529.49万人，增幅8.13%，比上一时期减少0.91%；“十八五”期间增速持续减慢，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由2041年的1558.23万人增加至2045年的1673.18万人，增幅7.38%，较之前又减少0.75%；“十九五”期间增速逐渐趋于稳定，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规模从2046年的1701.91万人增加至2050年的1816.86万人，增幅6.75%，比上一时期再减少0.63%。综合供给与需求的预测结果来看，无论未来实际情况接近哪一种预测方案，即便保证所有出生人口都能顺利上大学，高等教育生源的绝对供给也仅勉强维持在不足1000万的规模水平，这与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每年超过1000万的招生规模需求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由此引发一个疑问：适龄生源绝对供给是否足以支撑生源需求增长，即生源供需是否和谐适配？如果供需相宜，那么需求缺口规模有多大；如果供需失配，那么供给缺口规模又有多大？这需要进一步对高等教育生源的供需缺口态势进行深入剖析，才能为生源危机预警及应对战略规划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和科学的决策参考。
（三）供给短缺与需求过剩形成供需缺口
基于前文预测结果，使用“供需缺口=供给规模-需求规模”计算公式对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缺口状况进行测算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将在2038年左右迎来历史性“生源拐点”，生源供需关系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小于求。（见图4）其中，在2024—2037年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从1585.02万人减少至1460.26万人，年均下降约9.6万人；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从1070.36万人攀升至1356.07万人，年均增长约21.98万人，形成从514.66万人缩小至16.98万人的需求缺口。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生源呈现出供给大于需求的发展态势，虽然生源供给尚能满足招生需求，但未来供给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弱，截然相反的发展走向促使供给与需求正在不断逼近“供需平衡”的临界点。在2038—2050年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从1472.02万人增加至1816.86万人，低方案下的生源供给规模从1198万人减少至645.01万人，形成从274.02万人扩大至1171.85万人的供给缺口，年均增长约74.82万人；中方案下的生源供给规模减少至820.08万人，供给缺口增长至996.78万人，年均增长约60.23万人；高方案下的生源供给规模减少至995.17万人，供给缺口上升至821.69万人，年均增长约45.64万人。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生源呈现出供给小于需求的发展态势，生源供给状态由上一时期的过剩转变为短缺，生源供需差距也从需求缺口转变为供给缺口，且呈现出显著的持续扩大趋势。
（四）供需失衡将引发高等教育生源危机
在人口少子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规模过度扩张与适龄生源规模减少的影响叠加将为“生源危机”埋下伏笔，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生源质量危机。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指出：“供给与需求都具有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供需平衡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适配过程，是质量与数量的辩证统一。生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数量不足或质量下降都会严重影响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甚至生存。当生源数量下降时，部分高度依赖学费收入的民办高校和专科层次高职类院校可能会竞相降低录取分数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因为高考成绩是评价学生生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高考成绩低的学生往往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知识基础等方面较为薄弱，因此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越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校的生源质量越差，这将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与此同时，生源供给下降还将造成教育教学资源的闲置浪费，招生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又引发部分高校财政危机以及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危机，最终部分高校因经营不善而被迫缩小办学规模、合并重组、接管转型或者走向破产倒闭，长此以往将形成“生源数量减少—录取分数降低—生源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下滑—招生严重不足—生存倒闭危机”的恶性循环。在此循环机制下，如果未来仍然大幅度超常规地扩大招生规模，那么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生就会增多，彼时在校生规模即系统承载量也会变大。一旦规模承载量超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自身能够承受的最大阈值，就会导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不协调，进而打破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最终引发高等教育生态危机。
五、应对高等教育“生源危机”的对策建议
综合前文预测结果，在2038年左右“生源危机”全面来临之前，如何抓好用好未来14年战略窗口期，发挥人口预测在教育战略规划中的前瞻作用，促进高等教育生源需求与人口供给的适应性可持续发展，亟须从以下4个方面作出积极应对。
（一）多措并举大力提振社会生育水平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育。生育是立国之本和民生之基，然而当前中国存在“能生不想生、愿生不敢生”的不友好生育形态，以及片面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迫切需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以激发生育潜能，提振生育水平。一方面，倡导权利友好、价值友好、环境友好的婚育文化观。一是尊重个体生育自主权，使生育权从国家严格计划向国家导向与家庭选择并重过渡，并最终还权于民，以“我们敢生”而非“为国而生”的新型生育观激发青年群体的生育激情和生育行为。二是注重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婚育文化，从“只生一个”的现代生育观回归到“多子多福”“人丁兴旺”“衍嗣绵延”的传统生育观，赞扬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宣传组建家庭的情感收获，传达养育生命的幸福美好。三是重视用人单位、公共场合、家庭内部生育友好文化环境的硬建设和软建设。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婚-生-养-育”一体化的综合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一是逐步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生育政策需要包容一孩、二孩、三孩甚至多孩等多种生育形态的家庭，为想生、愿生的育龄群体提供能生、敢生的生育空间和政策支持。二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促进托育服务机构的建设，优化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同时鼓励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生育休假制度和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生育保险制度，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政策，提升校内教学质量，严格规范校外培训，以减轻父母的职育冲突和养育负担。
（二）开源节流不断增强生源供给能力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适龄人口减少和存量生源外流造成的生源供给不足将使大多数高校实现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的供需角色转换，尤其是民办高校亟须改变传统生源结构和提升生源质量以破解生源危机。一方面，面向传统适龄生源，提高实际生源转化率。未来高等教育将成为新增劳动人口的“基础教育”，应当采取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举措。一是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废除高考报名限制，同时实施按照生源地考生人数来均衡分配招生指标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均等化；二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高中，解决高等教育入学前阶段的入学、辍学等问题，防止适龄生源中途流失，有效缓解生源供给不足；三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供给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奖学金和经济支持、优化留学生支持服务、开展文化交流和活动、提供就业机会等，以吸引国际生源来补充国内生源供给。另一方面，打破传统招生限制，扩大生源基本面。高等教育不但要满足传统生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个性化需求，还要满足“非传统生源”对继续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需求，适度扩大成人高考的招生计划，为更多成年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二是尊重成人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实际需求，采用面试、实践操作、作品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考查成人学生的知识运用和实践操作能力；三是建立多元化的选拔机制，加强面试和实践操作考核，综合考虑成人考生的工作经验、职业技能、学习成果等情况择优录取，通过大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以有效弥补传统生源的根本不足。
（三）建立生源监测及其危机预警机制
进入少子化社会后，准确把握由婚育文化观念、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政策调整等复杂因素对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引致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有助于积极应对高等教育生源危机和实现生源供需平衡发展。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形势预测。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人口发展预测和教育事业规划的基础性资源。然而，现实中卫生健康部门的出生人口数据、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数据、统计部门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教育部门入学登记数据和在校生信息管理数据等不同来源的人口数据之间不能形成一个互相检验和印证的体系，导致数据多源、数据孤岛和数据差异等问题。为此，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人口数据统计，建立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社保等共享开放信息平台，实现多部门人口服务基础信息融合共享与动态更新，为密切监测地区人口变动趋势和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状况提供及时权威的数据服务。另一方面，建立高等教育生源预警及退出机制，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应对。一是高校管理者应具备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对所在地区的出生人口数量、高中毕业生人数、高考报名人数和高校招生规模以及招生计划完成情况等系列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和风险评估，提供生源供需差距报告，划定生源危机预警等级；二是明确预警启动程序及主要内容，形成一个包括实施程序、权责主体、化解措施、资源调度、监测评估在内的生源预警与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当风险数据达到相应等级的预警阈值后，第一时间向高校发出生源危机预警，并对其实施优化专业结构、调减招生计划、政府接管、合并收购等措施以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源危机。
（四）促进招生规模与生态承载力适配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为一定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提供了支持和容纳能力，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随着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生源供给规模下降，高校招生出现不足，而高等教育资源与环境承载力难以通过自我调控与之适应，造成生源质量降低、招生竞争激烈、办学资源利用率低下等问题，导致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失衡。为此，应促进招生规模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均衡适配，以实现更高层次即质量层次的新一轮生态平衡。首先，合理调控高等教育的规模。高校应精准洞察地区人口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趋势，预测预警生源供需变化，认真分析背后原因，制定科学合理的招生计划，以确保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人口变动相协调。其次，提升资源承载力服务水平。一是基于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预测结果，根据生师比合格标准配备建强高校教师队伍，以保证师资力量与学生数量的适配均衡；二是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投入体制，建立包括财政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校友捐助、成果转化等多元化办学经费筹措体系；三是适当改造或整合校舍设施，增加写作中心、实验室、图书馆等功能性建筑，引进先进教学仪器设备，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最后，加大环境承载力支持力度。制度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环境对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施加影响的重要形式，其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至关重要。一是淡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通过立法、拨款、规划等方式进行宏观管理，引导高校独立自主办学；二是强化高等教育法治建设，依法治理教育行政、学校运营以及校园管理，以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加大对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支持，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格局。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6期；作者：贺祖斌，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学部教授；郭彩清，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助理 2024-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