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蔡三发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创新、运行机制与可持续发展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2]。此外，202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3]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4]这一政策的提出，更加凸显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之重器”，在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中的重要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需求，研究型大学更应加快自身改革与转型发展，加快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也催生着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顺应了全球知识社会发展的需求。知识生产模式正在从最初单一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I，逐渐转变成模式I、模式II、模式III①长期并行发展的混合模式[5]。这种知识生产模式要求学校以协同共进的方式，与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积极搭建创新网络与知识集群，构建卓越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知识生产组织模式[6]。这一混合知识模式下，传统大学急需在模式上进行转型创新，以学术方式积极影响社会事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学术共同体范式创新、促进产业变革，培养能够解决“卡脖子”技术难关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7]。

 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发展有着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然而，在建设与发展进程中，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呈现“穿新鞋走老路”的态势[8]。沈红教授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可能在主办方态度、政府控制力度、社会声望升降、学校领导换届、财政状况松紧、教师流入保持等方面发生各种变化”[9]。同时，受组织惯性影响，新型研究型大学即便在最初时不拘一格，但面对 “帽子”人才数量和排名评估等的压力，也难免会丧失其特色[8]。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跳出“组织惯性”的怪圈。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时代特征、办学规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差异。基于此内涵界定，文章进一步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具体实践中的创新探索与运行机制，以期为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尚未统一明确，而追溯其源头，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着这一实践的出现和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包括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应用，以及生命科学、制造技术、能源技术和空间海洋技术等领域的新的变革。这些技术之间交叉融合，呈现强产业联动性的特征。因此，尽管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义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学者普遍认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具有高起点、高投入、小规模、研究型、国际化等特征，并主要集中在工程、计算机、生物等前沿应用学科领域[10]9-10。其中，关于小规模这一特征，笔者持有不同观点。本文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步调一致，需要依据科研的前沿动态和国家的宏观战略需求，尽可能动态调整相关学科设置并培养符合这些需求的人才，进而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规模。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所提出的创新概念，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具体方略，并重塑基础研究的新模式[11]。其“新”不是建立时间“新”，而是发展模式“新”和发展内涵“新”[12]。不管是成立已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如果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局部的组织及其机制体制创新，我们都可界定其正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既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西湖大学等新兴的研究型高校；也包括通过组织机制体制创新转型后具备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传统”研究型高校，例如同济大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等等[13]。为进一步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本文将其分别同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展开比较分析。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

 传统研究型大学诞生于传统知识生产时代，强调学术自由、学科深度和研究优先，其核心使命在于知识的探索和传播。这类大学讲求构建一个综合性、大而全的学科体系，学科组织建构多为单学科且学科之间界限分明[14]。具体而言，每个学科都有其深入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学术人员通常在实验室或学术环境中识别和定义研究问题，他们被鼓励深耕特定的学科领域，推动理论的边界，并在该领域内积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然而，现实问题的复杂化与多变化对学科交叉融合、多领域协同攻关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学科限制了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难以破解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功利性的研究范式也使得基础研究根基不牢，是我国难以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所在[15]85。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超越传统的学科发展模式，摆脱对传统知识生产和加工的依赖，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发展来推动技术创新，而不仅仅是追求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通常聚焦于其具有优势的学科或学科群，并将重点放在基础学科或工程等关键应用学科上。

 此外，作为“象牙塔大学”，传统研究型大学尽管也愈发重视高校的“第三职能”，但目前在这方面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部分可以归因为这类大学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以及长期存在的经济社会“需要什么研究什么”的固化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活动往往被动地响应经济社会的即时需求，而非主动预见和引导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学术人员通过企业、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横向经费，参与特定的研究项目、技术开发或咨询服务等，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随着信息、生命等各种前沿领域的不断创新，高校不应仅仅只是被动响应者，而应积极转换角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参与者。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通过前瞻性的研究和教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商业化，向提供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公共价值转变[16]。这一转变不仅涉及学术研究的商业应用，更包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推动，进而实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与新兴研究型大学

 “新兴研究型大学”（accelerated research university）概念最初由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提出②，指在卓越领导引领下，依赖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概念构想到成为现实的大学[16-17]。新兴研究型大学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卢森堡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同样具备创办时间短、起点高、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特征。部分研究者简单地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等同于新兴研究型大学，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与研究范畴。目前来看，大多新兴研究型大学也确实属于新型研究型大学，但部分仍未脱离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范式，并不能称得上是新型研究型大学。

 阿特巴赫定义的新兴研究型大学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后成立的大学，可以理解为是在知识经济不断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创建的。在办学规模和人才培养上，新兴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致，但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植于中国土壤，本土特色更浓。在学科发展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强调学科交叉融合，而新兴研究型大学则重视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纳入学科组织之中[9]。在科技创新方面，新兴研究型大学由于时代特征不同，面向的更多是符合本国发展议程并与当地经济直接相关或与全球性关键问题有关的领域的创新，如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特别关注食物、水资源、能源和环境四大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领域，马斯达尔理工学院更加重视先进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则更加前沿。在这一维度上，如果我国的新兴研究型大学紧跟时代特征发展，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已经或正在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的使命通常包括促进国民经济领域的科技发展、推动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鼓励与当地产业界进行知识交换、助力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成功转型[17]。因此，社会影响方面，新兴研究型大学在经济社会“需要什么研究什么”的传统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承担了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新兴研究型大学更侧重于通过建设年轻化、全球化的高水平人才师资队伍，承接各级各类重点项目，实现核心技术攻关；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则更加强调通过实践探索“聚集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任务、催生大成果”的创新模式，面向我国战略科技需求，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及新兴研究型大学在时代特征、办学规模、学科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展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这些差异的核心还是在于“创新”，尤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所具备的自我创新更新能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自我创新更新能力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满足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要求。这种适应性不仅表现在满足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重要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够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具体而言，自我创新更新能力涉及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参与以及组织管理等各个领域。

表1 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

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差异比较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运行机制

 本节梳理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相关案例，并试图从这些案例中归纳出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具体包括利益相关者以及实现功能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如前文所述，新型研究型大学受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在不断拓宽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的边界，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18]。因此，作为新生产物，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利益主体方面呈现多元化，且更为依赖于多主体的协同配合，从而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运转与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案例梳理，主要有以下六大利益主体：大学在校学生、高校工作人员（包含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高校校友、国家政府、企业以及公民社会。

 在校学生和高校工作人员是所有类型大学的核心利益主体，他们的重要性始终不容忽视。然而，在新型研究型大学中，除了这些传统的核心群体，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校友、公民社会等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其中，校友可能成为大学未来的捐赠者。具有权威性、高影响力的校友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树立声望，也能够为产教融合式教学提供实习平台或从经费方面支持研究项目。例如，南方科技大学某校友向教育基金会捐赠支持母校发展，并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学校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筹备建立校友企业联盟，借此为南方科技大学创业者搭建一个信息互通、互惠互利的新平台。企业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天然的实践与实训基地，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帮助高校实现技术转移，促进科研成果向应用转化，如在地方政府创新创业政策支持下，西湖大学积极整合资源，联动 CRO 公司、CDMO 公司以及一些产业资源的龙头企业与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深度融合，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变革需要新的制度环境，政府可以为大学提供更加自由和宽广的空间，通过政策制定、资金投入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西湖大学在地方政府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支持下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联动社会资本为成果转化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公民社会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媒体机构、智库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和个人等[19]。公民社会既可以从资金方面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支持，从社会筹措资金，增加大学的经费来源，例如西湖教育基金会等组织；也能够聚焦社会问题，帮助高校搭建起与社区、公民之间的桥梁，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实践创造条件。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作用机制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互动合作，通过具体的作用机制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组织管理方面的功能。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职能，新型研究型大学及其相关机构为更好地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在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科教融合、产教协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众多新型研究型大学鼓励打破传统院系、专业壁垒，积极创新交叉学科人才管理模式，书院制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新兴的学生管理模式。例如，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就在学科架构外成立了8个跨学科、国际化研究中心和4个书院。在推进科教融合、产教协同方面，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通过“高校学生人工智能训练营”“人工智能微专业”等项目，联合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的专家与高校教师一同探索新的人工智能一流人才培养模式。上海科技大学充分发挥科教融合特色，建立科研反哺教学机制，打造了本硕博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有约八成本科生实质性参与科研项目，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突出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国际化视野和能力。

 科学研究是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研究重点上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它们不局限于基础理论研究，而是能够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的研究基础，灵活地选择包括应用基础研究乃至纯应用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向，以更好地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积极搭建学科交叉平台和前沿科学研究组织。在学科交叉融合上，例如，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突破学科限制，以交叉学科平台和项目为基础，配备有跨学科背景的师资，并为跨学科地引进人才设计相应的评价评估体系，为跨学科科研提供了人员保障。在面向基础研究方面，西湖大学瞄准理学、工学、医学三大学科门类，坚持“小而精”的办学理念，优先发展“有限学科”，打造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平台、西湖模式动物资源设施大平台、拓扑量子材料制备与测量平台、先进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等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高精尖平台，突出自身优势与学校特色，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面旗帜。

 社会参与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面临的重要使命。过去，高校的职能通常被认为是承担知识生产、向企业转移技术，企业则主要为高校提供资金。然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高校与产业界、社会等知识和技术的交换[20]。例如，西湖大学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构建以综合服务、产业赋能和金融投资三大服务平台为基础的双螺旋架构服务体系；同时，以学校成果转化办公室为核心，协同多方，在地方政府强力支持下，强化外部产业与社会资本联动、深化资源整合、集成产业赋能，构建多边合作共赢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在公共价值创造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及其相关机构注重科学普及，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理念，弘扬科学家精神；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奉献。例如，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将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开设“彰武论坛”和人工智能“科普基地”等，构建立体式学术交流和协同网络，为政府、社会、企业、大中小学生重塑人工智能理念与知识图谱。上海科技大学为实现我国碳中和战略目标组建相关研究院。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运行同样离不开与之适配的组织管理文化。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推进，学院式管理模式存在决策速度慢、资源配置可能不均等问题，需要转变传统的学院式管理模式[10]14。企业化管理则能够整合旨在保持学术自治和共治的优点，同时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和响应性。

 在行政管理扁平化方面，强调以人为本。例如，上海科技大学行政部门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服务。学校避免让科研人员承担行政职务，严格区分行政和科研，为教师科研提供更多便利。在科研管理灵活化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实行学术团队制度（PI制），尽可能赋予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学术自由。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独立PI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用人机制的创新改革；各PI可自行决定自身科研方向和分配资源，还可自主组建包含助理教授、博士后等的科研团队，给予科研工作者在专长领域内开展创新性研究的高度自由。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灵魂在于其自我创新更新能力。在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之路时，我们应深刻领会其内涵与使命，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想避免“穿新鞋走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跳出“组织惯性”的怪圈。本节试图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运行机制出发，从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实现这三大职能的组织管理过程探寻其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一，设计模块化、开放式、国际化的跨学科教学体系，以实现教学职能的可持续性。（1）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建立和完善跨学科、模块化的课程体系，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课程，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2）面向全球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通过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的有机融合与循环。为此，大学应建立一套全面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流动机制，确保教师队伍的活力与竞争力。同时，激励教师不断追求学术卓越，积极参与教学创新和教育改革。

 第二，以建立良性的科研评价体系为引导，以负责任科研和开放科学为目标，探索跨学科科研职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1）进一步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围绕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信息及生命等前沿领域，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做负责任的科研。（2）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运用新兴数字技术等建立开放获取的研究数据库，提高科研资源的可达性和共享性，并鼓励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参与和合作。（3）建立科学、公正、全面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避免陷入传统的功利主义评价模式[8]。要更加强调质量和影响力，在鼓励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平衡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第三，整合社会责任理念，构建开放、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支撑社会参与职能的可持续发展。（1）塑造充满活力的技术转移生态，旨在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实际问题，同时与产业界和政府紧密协作，共同推动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这种内外联动的模式，将学术探索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2）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鼓励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促进知识、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与共享。这样的生态系统将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推动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为社会带来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3）整合社会责任理念，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可通过建立政策研究所、利用数字媒体等现代传播平台，主动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中。这样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也促进了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第四，以实时数据驱动和制度文化为支撑，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调整的治理结构。（1）实施动态调整的治理结构，允许根据科研和教学的最新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不断调整策略和资源配置。（2）实施实时数据驱动的管理。这意味着大学管理层需要有能力收集和分析关于学术表现、研究产出、学生满意度等关键指标的数据，以便于及时调整教学和研究战略。（3）构建良好的制度文化来促进和保障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营造开放、平等、包容、多元、共进的环境和氛围，进而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14]。

 其实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范式，也不会只保持一种发展形态，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谋求变革与创新，提升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作者：蔡三发，陈旭琪，田少艾；来源：科教发展研究，2024-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