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科学定位、多元办学为基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成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本期专题聚焦探讨不同类型高校推进改革、办出特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以期促进破解高校办学同质化难题，增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高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
摘 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是“中心面”而不是“中心点”，中心面上的各个点的构成层类有序，由此也体现了高校分类体系构建的必要性。优化高等教育布局需要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力度，包括建立和形成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建设；坚持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关键词：高等教育布局；高校分类发展；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高校分类发展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重要旨趣所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高校分类发展日益成为当代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走向“社会的中心”的大学分类发展
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起初出现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二战”期间的卓越表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学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任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认为，大学所研究的科学以前被放在两翼，现在应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1]。1973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在其所著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机构” 的思想，在他看来，大学应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2]。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把大学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的观点：“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将被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并进一步指出：“把大学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则是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抢抓机遇后来居上的必然选择和有效对策，也是大学教育责无旁贷的根本使命。”[3]由此可见，基于大学在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大学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一是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的，但若对具体高校而言，这种必然的一般趋势并非必定，如果某所高校能够很好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适度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其便可能或可以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但若高校不能适当、有效地回应国家战略需求，或只是被动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就难以走向“社会的中心”，更遑论成为“社会的中心”。
二是“社会的中心”既表明的是基于大学所处的位置或地位，同时表达的也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是对“社会的中心”的一种奔赴，这种奔赴既有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使然，又有大学谋发展的主动而为。不论是需求使然还是主动而为，如前所述，大学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或然性命题，也就是奔赴得好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心”，如奔赴得不好就成为不了“社会的中心”。而当大学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表明了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适应与融合程度，两者要达成高水平的融合，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的单向奔赴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双向奔赴，大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心”。
从大学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所表达的国家和社会需求这一意蕴而言，因为当今国家和社会需求是多层面、多样化的，这便决定了“社会的中心”是“中心面”而不是“中心点”，即由多层面的各需求点共同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需求面，各层类的高校走向相应的需求点。这也意味着每个层类的高校皆可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具体而言，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皆可能走向并成为“中心面”上的某个“点”，而不是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过去那种“社会的中心”即为“中心点”，且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成为中心点的认知，往往导致一些高校为了走向并成为“社会的中心”而不顾社会需求及自身的条件与可能，盲目向研究型大学看齐，把办成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与发展目标。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心面”上“点”的分布是层类有序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层类有序的“中心面”与“点”之间的关系构成便是构建高校分类体系的努力方向。而以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为基本类型框架的高校分类体系构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
实际上，当今时代国家、社会和个体需求的多样化，使得高等教育多样化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更为鲜明的一种普遍趋势和时代特征，也决定了高校分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高校分类发展早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家政策导向，不少地方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至今仍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亟待突破的一个难题，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体系尚未构建起来。而以问题为导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为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推动高校分类发展提供了方向，也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现了以改革促发展的精神。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可从高校职能诸方面来考察。特别是着眼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当前高校分类改革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改革任务，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彰显。如果说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中心任务，那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则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又是改革的“牛鼻子”，因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体现最为充分的结合点，也是难点，同时与高校诸职能又都密切关联。拔尖创新人才是多类型的，不仅有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也有应用型拔尖创新人才和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这便意味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是分类的。从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相融合的角度，亟需深入探索不同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链式”培养模式，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各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来提供完整的人才“链”式支撑。当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已然跟不上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需求，尤其是拔尖创新技术技能人才数量不足与结构性短缺，制约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与技能社会建设进程。
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
建立在高校分类体系构建和高校分类发展的认识基础上，接下来要回答高校如何分类发展的问题。从高校分类布局来说，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发展任务便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就在于其引领意义，而引领意义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引领角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为此，首先要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学科无疑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主力军，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引领意义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龙头”地位，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二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研究型创新人才尤其是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三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教育、科技、人才最为紧密的结合点，是知识生产和创新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因而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依托。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关键在于建设和形成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这既是需求导向，更是问题导向。长期以来，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人才培养上，还是科学研究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站位不高、格局不大、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等现象，比如人才培养上仅仅满足于学生就业需要，而在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战略需求方面下功夫不够；科学研究方面对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向新趋势关注不够，并没有把当代科技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向新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关联起来，更多的固守于原有的优势领域。而且因为站位不高、格局不大，以致难以有效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此外，传统研究型大学还存在机构体量较大，体制机制复杂，院系结构相对封闭，科学范式常规单一，与产业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这也是传统研究型大学亟需破解的难题。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提供了新思路，其要素特征包括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锚定特定科学研究领域并开展有组织科研、着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包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质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自我迭代，是从传统研究型大学已有的基因上生长出的一种大学模式[4]，但它又不是研究型大学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研究型大学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某些不同的要素特征，这些要素特征也反映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质”[5]。因此，如果说“质优”是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是“质优”，更体现在“质新”，这种“质新”既是对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超越，更是对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回应。
行业特色型高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涉及地质、矿产、医药、农业、林业、政法、水利、电力、财经、通信、化工、建筑、交通等众多领域，多是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时由综合性大学的院系分离出来逐步发展壮大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具有显著的行业背景、专才型的人才培养理念、相对集中的学科分布等特征，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70年服务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历程中，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直到1998年，国家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多部委。同时大规模调整了行业部门办学体制，其间夹杂着以地、矿、油为代表的能源行业自身格局的巨大变化，行业特色型高校出现“去行业化”趋势。当时近400所行业特色型院校中，少数保留在行业，依旧为行业院校；少数划转为教育部直属，成为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绝大部分划转地方管理，成为地方行业划转院校。至此，基本结束了行业部门举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业特色型高校呈现强势回归的态势（有人把这种态势称为“再行业化”），一是“双一流”建设为这种回归提供了政策导向，与高校分类发展相一致，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政策的一个重要导向，就是更强调分类建设、特色建设和质量建设，突出表征有以下两点：一是特色鲜明、行业引领的世界一流单科性大学受到重视，这些大学多为教育部直属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比如，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入选率高于10%的高校48所，其中单科性大学20所。二是一些新的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纷纷建立或筹建，如2019年9月核工业大学（天津）建设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开工仪式，这些行业特色型高校从一建立就定位为研究型，可以预料这些高校将成为新兴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研究型大学，并加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再行业化”，不是起初“行业化”的简单回归，与当年“行业化”的相对封闭、学科单一所不同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再行业化”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办学取向和交叉融合的学科样态，而且着眼于强国建设这一国家重大战略。
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
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一个重要方向。早在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指导意见》提出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突破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从四个层面提出了转型发展的十四项主要任务。之后，围绕落实《指导意见》精神，教育部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为了贯彻《指导意见》精神，一些省市也纷纷确立了所属高校作为转型发展院校。从这项政策出台后的实施效果看并不理想，主要是地方高校自身对转型发展存疑不少，顾虑较多：一是对什么是应用型高校认识不清晰，以致学校不知如何转；二是担心转型后高校的社会声誉下降，故而对转型发展信心不足；三是转型发展能力较弱，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所强调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于习惯于传统办学模式的部分地方高校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四是由于地方高校类型多样，在向何种应用型高校转型时需要选择，不少地方高校往往无所适从。加之学校内部的学科专业类型也比较多样，这必然面临着学校整体转型与内部各学科专业多样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后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出台，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重大政策上，地方也更关注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政策的效果。
应当说在当今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大背景下，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日益重要，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仍然是一个主导方向和趋势，而且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就人才培养的教育链所对应的人才链而言，如果说研究型大学主要着眼于培养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应用型高校则旨在培养应用型拔尖创新人才。而无论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还是从转型的可行性而言，地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无疑是一个适当的选择。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应用型高校的需求，并针对前一时期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碰到的问题，当前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分类向应用型转型，这便意味着应用型高校也是分不同类型，有必要再进行明确、细致的分类，以便引导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分类转型，这就需要加快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体系。二是处理好地方高校整体向应用型转型发展与学校内部学科专业多类型发展的关系，对于部分有特色优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学科专业应继续鼓励和支持其在原有类型上办得特色更加彰显、优势更加突出。三是因应当代学科专业的发展趋势，地方高校在向应用型转型过程中应充分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的趋势，以科技发展和国家需求为牵引设置调整学科专业。四是分类亦须协同，甚至更需协同，从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相融的角度，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过程中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定位时要注意“瞻前顾后”，即其与“链”的前端与后端的对接与衔接。特别要基于科教融汇[6]的思想理念，建立和形成“链式”协同机制。同时，从职普融通的角度，鼓励应用型本科高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有力助推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五是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过程中要注重发展应用型能力，尤其是产教融合能力建设。
最后，亟需加大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的制度供给力度，要坚持深化以分类评价为牵引的高校分类改革，从而促进高校分类发展。特别要加强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制定和完善包括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的评估标准，使之不仅促使各层类高校能够各安其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优势，而且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体系。
（作者：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