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探讨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动态，重点关注西方教育模式的融合和区域特色的形成。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分析，文章探讨这些国家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中平衡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的影响。文章追踪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变革推动下的转型发展，并探讨当前区域内合作加强、学生跨国流动增强和英语授课项目扩展等趋势。这些变化不仅增强了区域内学术交流和国际学生流动性，还提高了这些国家在全球教育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亚洲在人才流失、教育质量差距和对西方模式依赖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文章为理解亚洲国家如何应对这些动态发展提供更深入的视角，并为未来政策制定与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以及为塑造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格局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国际高等教育；亚洲；教育政策；全球化；历史演变
一、引言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以其动态演变为特征，受到全球化趋势和本地化回应的双重影响。最初，这种融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近代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随后演变为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交织的复杂框架。[1]几十年来，这种互动发展催生出既具有全球竞争力又能与本土文化共鸣的独特教育模式。
亚洲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可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开始改革其教育体制。1868年，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日本通过教育系统改革来支持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2]这一时期，东京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为整个亚洲的高等教育近代化树立了榜样。中国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为北京大学等近代大学的创建铺平道路，这些大学结合了中国与西方的教育实践。[3]在韩国，19世纪末汉城学堂的建立标志着韩国西式教育的正式开始，随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教育体系逐步与日本接轨。[4][5]以上这些转型不只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更是有选择地适应，以符合本土需求和文化背景。例如，这些国家在引入西方科学技术教育的同时，也注重保留传统价值观和哲学，逐步形成独特的教育制度。[6]
本文聚焦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分析这些国家如何在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影响之间形成多样化的互动方式。中国和日本长期以来走在将西方教育实践与其深厚教育传统相结合的前沿；韩国的经验提供了关于殖民教育政策影响和战后教育改革的洞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展示东南亚国家如何通过国际高等教育的战略利益，推动国家发展并提升国际地位。同时，本文探讨这些多样化的国际高等教育路径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实践和成果。通过考察这些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历史演变及当前趋势，本文旨在提供对该区域教育动态的全面理解，并分析其对全球教育话语的潜在影响，为更广泛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过去几十年，亚洲的国际高等教育经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受到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动态变化的影响。
第一，区域内合作已成为亚洲高等教育格局的核心，推动了跨国学术交流、研究合作和学生流动。简·奈特[7]探讨推动亚洲国家追求区域教育一体化的国际化框架，尤其是“东盟+3”（ASEAN+3）教育框架和“亚洲校园”项目等举措，在促进跨国学生流动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项目在提升学生流动性和学术交流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表明区域内一体化趋势正在不断深化。[8][9]
第二，亚洲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已成为当代研究中的一个突出主题。早期研究探析中国的教育政策和投资如何重塑亚洲的国际高等教育，强调中国在推动符合其发展目标的教育标准方面的关键作用，并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10]有些研究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全球教育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突显中国对区域教育政策的战略影响。[11][12]
第三，2020年以来，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亚洲国家在地国际化的转向变得更加显著。一些研究分析亚洲大学对疫情的迅速反应及其对国际化战略的长期影响。一些研究关注高校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与适应，快速采用数字技术和远程学习平台，同时探讨亚洲大学如何将全球学习经验融入本地课程，并分析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学生流动的变化。[13][14]
第四，关于亚洲国际高等教育面临挑战的研究仍然至关重要，尤其是人才流失和教育差距问题。罗森茨威格探讨导致亚洲国家人才流失的各种因素，并强调需要采取综合性政策应对这些问题。[15]
第五，近年来，教育技术的进步推动亚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新趋势。数字工具和在线平台的整合不仅促进远程学习，还大幅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可及性，突破地理限制。相关学者研究教育技术在重新塑造该地区传统教学模式方面的变革潜力，并分析这些大学面临的挑战。
第六，文化和语言因素在塑造亚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强调，文化能力和语言能力对于促进不同学生群体之间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许多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重视语言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投入，以帮助学生掌握全球化所需的技能。此外，许多研究还指出，通过多样化的语言和文化环境，高等教育机构能够营造包容的学习氛围，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16][17]
现有研究关注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发展趋势，从区域合作到技术进步对教育的影响，然而，对这些变革的历史分析仍存在显著不足，尤其是在探讨这些历史事件和发展如何形塑当前的特点和挑战方面。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纳入更全面的历史分析，将过去的教育发展与当前动态联系起来。这一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该领域现状的理解，还能提供关于历史转折如何影响当代教育实践和政策的洞察。此外，现有文献中较少关注历史变革在塑造亚洲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和结果方面的作用。
三、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演变是一个持续适应的过程，受到外部模式和内部动机的深刻影响。这一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重要的教育改革和更广泛的由地缘政治驱动的意识形态转变。[18][19]
（一）战前模仿与借鉴
19世纪末，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起步标志着亚洲国家有意识地引入西方教育模式，以推动经济和社会近代化。日本、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系统性地引入和借鉴西方教育体系和理念。[20]
如上所述，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受到法国和德国教育体系影响，日本政府建立了公共教育系统，旨在迅速实现近代化并增强综合国力。东京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融合西方的课程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形成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以支持工业化进程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和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引入西方教育，建立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采用西方的课程、师资和教学方法。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转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格局。日本的殖民统治对韩国的教育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将其教育价值观和标准强加给殖民地的民众，旨在将他们同化为日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总之，战前的教育改革并非简单地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有选择地结合本地教育的传统与需求，逐步形成各自独特的教育框架，为未来的教育发展奠定基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例如，日本在引入西方教育模式时，将科学技术教育与本土伦理教育相结合。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在采用欧美专业课程的同时，注重学生对日本文化、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中国通过引入西方课程与教学方法，建立京师大学堂等高等教育机构，并在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启了现代教育的转型。这些实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冷战时期与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去殖民化、民族主义兴起和冷战的影响，亚洲国际高等教育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亚洲新独立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其教育体系，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和塑造国家身份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高等教育成为印度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学院的建立和高等教育的扩张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确立新国家身份的必要手段。[21]日本也开始转向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通过引入欧美的教育理念和研究方法，推动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显著增加，这种合作不仅提升日本的科技教育水平，也帮助其融入国际学术界。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的教育政策强调技术教育和经济效益，与资本主义和民主意识形态相契合。[22]相比之下，中国一度采用苏联的教育模式，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力。这些教育政策服务于国家政治发展需求，对几代人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深远影响。[23]
（三）全球化与市场机制的主导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亚洲教育体系向市场导向的转型。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都出台通过教育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政策。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实施包括“211工程”和“985工程”在内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旨在将部分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通过与西方机构的合作，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领域。韩国2000年启动“21世纪智慧韩国”（Brain Korea 21，BK21）工程，旨在提升研究生教育和科研能力。该项目通过向研究型大学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其发展符合全球化要求的学术项目，尤其是在科技和工程领域。韩国还加大了对英语授课项目的支持力度，并鼓励大学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以增强其国际吸引力。同时，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科技园区和创新中心的建立，推动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使教育成果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日本2014年出台“超级全球大学计划”（The 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推动日本大学的国际化发展。这一计划通过大力资助若干大学，提升其全球排名，使日本成为国际化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日本通过与欧美大学的合作，扩大英语授课项目，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为日本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竞争力奠定了基础。此外，日本政府通过修改相关法律，鼓励大学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结合，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通过建立私立大学和国际分校，将教育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种市场服务，以推动现代化和技术进步。[24]这些变化反映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即将教育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强调质量保证机制，这一趋势不仅重塑了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功能定位，也推动了全球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外部模式引入与本地需求之间复杂而动态的适应与互动关系。从早期以近代化和国家建设为目标的西方教育影响，到战后意识形态的对抗，再到近期向市场导向体系的转型，每个阶段都对该地区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随着亚洲国家不断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其教育政策和体系在决定其发展路径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效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正经历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区域合作的深化、学生流动性的增加以及战略性教育实践之间复杂而紧密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介绍当前的趋势和发展成果，探讨亚洲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在适应全球教育标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第一，亚洲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受益于“东盟+3”等框架，该框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等主要参与者。该战略合作旨在通过统一教育标准、增强区域凝聚力和塑造共同的教育身份，推动制定协调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方针。在这一战略中，东盟大学网络（AUN）和亚太质量网络（APQN）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升了合作水平并改进了区域内的质量保证实践。这些组织不仅使区域内的学术交流更加顺畅，还创建了一个促进文化和学术流动的统一教育框架，从而加强了区域联系和教育一体化。[25]
第二，由于“亚洲校园计划”等倡议，亚洲学生流动性显著提升。该倡议促进区域内学生和教师的流动，使成员机构之间的学分转换和攻读联合学位变得更加便捷。2017年，中国接收了近50万名国际学生，表明其作为教育枢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同样，日本和韩国的国际学生人数也大幅增长。2020年，日本的国际学生人数已超过30万人。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亚洲教育机构日益增强的吸引力，也证明通过合作教育项目提升学术流动性的有效性。[26]
第三，亚洲英语授课项目的扩展极大地增强了该地区教育机构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27]清华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等顶尖高校通过扩大英语授课课程的规模，积极对接全球教育标准。此外，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积极推进跨境合作办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办大学的建立，展现出该地区与全球教育标准的深度融合。这些合办大学既满足了希望获得国际资格的本地学生的需求，也为寻求优质海外教育的邻国学生提供了教育机会。[28]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杜克医学院、马来西亚莫纳什大学和越南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等合办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表现出色，成为国际教育的典范。
第四，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显著提升了亚洲大学的全球地位和竞争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凭借强大的国际研究合作和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些大学论文引用率和全球学术声誉高，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和教师。这一趋势表明，国际高等教育在提升大学全球形象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29]
第五，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将在未来的亚洲国际高等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线下教学与在线教学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使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和灵活，从而容纳更多国际学生。这一转变有效克服了传统校园教育模式的限制，并为国际合作和学习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
然而，亚洲国际高等教育也面临诸多挑战。[30]亚洲各高等教育机构在资源、人才、学生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给传统的教育和合作模式带来压力。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合作项目和学生流动产生影响，促使各国在外交和学术领域采取应对措施，以确保国际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亚洲的教育机构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也面临重要机遇。通过将教育成果与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相结合，这些机构不仅可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还能为解决紧迫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作出贡献。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呈现出动态变化与显著增长的特征，这一趋势受到区域合作深化、学生流动性增加、英语授课项目扩展以及跨国合作项目发展的推动。这些举措不仅显著提升了亚洲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也为该地区构建更紧密、更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亚洲不断应对全球教育趋势的复杂挑战，其高等教育将在未来几年为全球知识、文化与创新网络的构建作出重要贡献。
五、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
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经历快速而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部分探讨这一演变与全球趋势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分析其在塑造区域和全球高等教育路径中的作用。
首先，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内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这主要归功于涵盖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多项合作倡议的推动。这些倡议不仅提升传统的学术交流，还扩展到合作研究项目和共享教育项目的开发。[31][32]此类合作对于塑造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高等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有助于显著提高教育质量，并增强该地区机构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一些趋势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学术实力正在成为区域和全球教育格局中的关键力量。这一趋势体现在留学生流动的增强、国际学者吸引力的提升，以及广泛建立的合作研究网络等方面。这种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教育模式，确立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新的重要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和学生，推动了区域内关系的深化，并推动了世界级教育机构的崛起。[33][34]然而，要进一步巩固这一地位，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一是继续扩大与国际顶尖大学的合作交流，通过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学术合作提升全球学术影响力；二是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加强对高校的投入和支持，特别是在创新和科研领域，确保中国高校在国际评估体系中保持竞争力；三是大力推动英语授课项目和多语言课程的发展，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赴华交流学习，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和全球吸引力；四是注重促进区域内的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教育合作网络，分享教育资源和成果，推动区域内的学生和教师流动。这不仅能够提升中国作为教育枢纽的影响力，也能增强亚洲高等教育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地位。通过这些举措，中国不仅能够进一步巩固其作为亚洲教育枢纽的地位，还将为提升亚洲高等教育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作出重要贡献。同时，这也将为中国迈向全球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亚洲与西方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加，超越了区域界限。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出国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亚洲与西方国家之间研究合作的增强。同时，“在地国际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本地的教育机构通过丰富课程内容，使区域内的教育环境更加包容。这种双向的教育合作方式，有助于让学生的教育体验更加多样化，拓宽他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
然而，近年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政策变化使得中国高校在与欧美顶尖大学合作时遇到更多障碍，如签证政策收紧、合作研究限制增多，以及部分交流项目的暂停和中断。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出国交流，也限制了国际学术人才和科研项目的引进。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可采取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化策略，扩展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包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新兴国家的学术合作。同时，可以深化与欧洲内部较为稳定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的教育合作，寻找新的学术伙伴和研究机会。此外，中国还应推动中国高校自身的创新能力建设，依靠自主科研成果和区域内的合作网络，提升在全球学术界的地位。这些努力不仅能够应对当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还将为中国高校在未来全球教育格局中的地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亚洲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政府通过政策鼓励直接合作，以促进创新。这类合作对于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至关重要，从而提升教育项目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和影响力。[35]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正形成更紧密的创新合作框架，实现学术卓越并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国可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推动高校与国内外企业的深度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高校在国际学术界的竞争力和自主性，还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在当前学术交流受到地缘政治限制的背景下，产学合作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际学术合作的不足，确保教育项目的持续创新发展，同时为高校提供更多融入国际创新网络的机会。
虽然无法准确预测亚洲国际高等教育未来将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一些关键挑战值得高度关注，并需要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以推动该领域的持续进步和创新。[36]
一是尽管亚洲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稳步增长，但人才流失等重大挑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人才从亚洲一些地区流向经济更发达的区域，无论是在亚洲内部还是流向亚洲以外的地区，这加剧了区域内的不平衡。这一流失趋势不仅阻碍了本地教育机构的发展，还对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37]二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日益扩大。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提升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学生和高技术人才。然而，越南、印度、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家仍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使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质量和声誉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随着亚洲教育机构努力提升国际排名，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趋向采用西方的高等教育模式。然而，这种趋势并不总能满足本地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需求，可能导致对西方教育标准的过度依赖，削弱了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教育模式的潜力，限制了教育多样性和创新空间。
未来，亚洲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巨大，但也面临诸多的挑战。要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亚洲高等教育机构须通过深化区域内外的合作，解决教育公平、质量卓越和全球化融合等问题。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以推动经济繁荣，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术体系，并强化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这些协同努力将塑造一个更加紧密、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亚洲高等教育格局，为区域和全球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六、结论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本研究表明，对高等教育的战略性投资可以大幅提升区域影响力并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为了最大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需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以缩小教育差距并遏制人才流失。这不仅包括提高教育质量，还需要为毕业生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本地就业机会，特别是通过强化高校与产业的合作来实现。对于教育机构而言，迈向更加一体化的区域教育框架，需要重新审视课程和研究计划，使其更好地反映多样化的文化和经济现实。教育机构应优先推动促进区域内学生流动的项目，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联合学位项目，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主要经济体，可能忽视了整个亚洲大陆在文化、经济和教育多样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次，区域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导致某些数据可能已失去时效性，尤其是在疫情对高等教育的深远影响方面；最后，本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资料，这可能引入一定的偏见。同时，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分析相对不足，可能限制了对国际高等教育复杂性和多层次影响的全面理解。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解决这些不足，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及时的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视角。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文依然强调了加强区域合作和主要亚洲经济体的战略影响力在国际高等教育格局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挑战依然严峻，但亚洲高等教育的未来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持续推动教育公平、追求卓越以及加强全球一体化进程，有望构建一个更加紧密、协调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教育框架，为全球知识网络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注：本文原刊登在《高等教育政策与领导力研究》第5卷第2期，题为《在传统与全球影响中探索前行：亚洲国际高等教育的演变与影响》（2024年），经作者授权翻译并增补、润饰后刊发。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王夏青为本文翻译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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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副主任；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