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强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瞿振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一、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与研究的兴起
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在《教学与教材研究》杂志第4期发表了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文章《强化“三个意识” 建设高教强国》，同年他在《北京高等教育》杂志第11期又发表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开创高等教育新世纪》。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鲜明目标。这里的强化三个意识是：强化国际意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强化素质意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强化改革意识走出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对持续多年的关于“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大讨论的总结，也是对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展望。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经提出，立刻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烈响应。高等教育界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研究开始兴起。
2007年12月21日至22日，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议上发表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并强调，“现在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根据陈至立同志讲话精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周远清会长的组织推动下，于2008年初启动“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研究课题。陈至立同志担任这一研究的总顾问。这一研究，至2014年6月结题，持续6年有余，参与研究的人员超过1500人，相关院校150多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持续时间最长、参加人员最多、组织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这一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出版6部专著，在各类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500多篇，有的成果提交有关部门和领导参考，部分阶段性研究报告被政府采用，较好地回答了“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研究，不仅营造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良好舆论氛围，而且确立了“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念的合理性，并对国家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学术研究处于引领地位，对高等教育强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发挥了先导作用。
二、由学理研究到成为国家战略目标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序言部分明确提出，“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目标；并且在“高等教育”一章中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2012年3月21日，教育部印发《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作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分为五部分：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主要任务、重大项目、组织实施，旨在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质量提升。该专项规划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协调发展，建成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
持续的学理研究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党和政府确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政策吹响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践的号角。从理论到实践，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了重大的跨越。
自此以后，党和国家的文件中一直强调教育强国的建设。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动员令。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发布，并被纳入国家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中。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随即被列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单独列章阐述，凸显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都是源自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概念和话语，在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语境中很少出现。在“高等教育强国”和“教育强国”的两个概念上，先有“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后有“教育强国”的概念。因此，也可以说：“教育强国”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拓展和升华，“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核心和精华。
在这个时期，学会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的讨论；承担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高等教育学术版的研制任务等，直接参与了国家重大政策的论证和研制工作。学会还组织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论纲》《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研究——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标准、实现路径和监测指标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学会还开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思想，开展了广泛的宣传。
需要注意：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中，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断“提速”和“提标”。2010年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任务。2015年明确：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显然，每隔五年，提高一次速度、提高一次标准；时间进度要求从2050年提前到2035年、标准要求从“基本建成”提高到“建成”，这种时间进度的提速和标准要求的提升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新认识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纵观人类历史，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高度，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回答了为什么要提速提标，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和发展规律。
三、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的展望
2024年，召开了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教育的三大属性、六个特质、八大体系、五个关系、五项任务，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随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正式发布。现在，我们处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系统性跃升和质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要增强以高水平教育科研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感，大力加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研究，需要着力在两个方面深化。
一是从“学理研究”向“行动研究”深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方向、大政方针都已经确定，建设的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的研究应当聚焦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助力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在实践中深化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学不仅是理论的科学，更是实践的科学、行动的科学。中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中国建设卓越自强的高等教育体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凝练升华。
二是从宏观研究向中观、微观研究方向拓展和深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是一个内容无比丰富、领域极为广阔的领域。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要把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统筹推进。由于强国建设本身谈论的主要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因此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相应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宏观层次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仅有国家层面、宏观层次上的讨论研究是不够的。随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研究工作也要从宏观研究向中观、微观方向过渡和深化。
统筹三个层次的研究，应当各具特色、各有重点，共同为着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个伟大目标努力。
在宏观层面，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根本参照，围绕如何全面实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目标进行研究、监测、评价，提出理论分析意见和实际工作建议，要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指标如期实现保驾护航。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理论、繁荣学术。
在中观层面，一方面，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体制的实际，加强对省级统筹的研究，以总结经验、促进工作，推动省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推动高等学校的“院校研究”。“院校研究”的本质是发挥高校的能动作用，运用高校的合法自主权，研究高校自身条件以及所处环境，谋求高校的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只有一个个的高校发展好了，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因此，院校研究工作应该得到加强。
在微观方面，潘懋元先生曾强调，高等教育研究要更加重视微观教学研究。他认为：宏观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虽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所有宏观的理论、政策都只有通过微观的教学过程才能进入人才培养的实践。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而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能转化为实践。因此，潘懋元先生希望年轻的教育理论工作者能够重视微观教学过程方面的研究，包括课程、教材、教法、评估等，这样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真正深入到实践中去，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潘先生所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是非常精到的。但由于宏观研究往往容易得到经费支持，受到领导重视，因此聚集了很大的研究力量，而需要落地落实的事却少人问津。因此，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采取措施，支持开展微观教育教学研究，开展课程、教材、教法、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包括AI进入教育教学过程的研究，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件真正的、本质性的大事做好。
在各个层次的研究工作中，都要坚持中国标准与世界眼光的统一。要坚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主科学确定强国建设标准；又要坚持世界眼光，在全球视野下思考、在全球坐标中定义、在全球合作中建设。
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这个浩大的研究工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承担重大使命。必须在一些领域如宏观研究方面挑起大梁，组织得力队伍，起到引领和先锋的作用，力争取得标志性、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另外一些方面，则要利用学会的组织优势，包括发挥基层组织、成员单位的作用和学会的社会影响力，起到组织、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
阎光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具体到高等教育，简单说就是建成一个高质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或者按《纲要》的说法，就是实现“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想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可能需要尤为关注如下基本议题。
首先，一个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不是简单化的数量化指标的达成，它更关联的是高等教育的品质，即是否能够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否能够产出大量有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成果，是否能以立体多面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与此同时，它还表现为体系内外结构的协调与功能运行的顺畅，即是否能够为个体提供顺合其禀赋与兴趣的发展诉求，充分发掘每个人的潜能与创新潜质，让其获得有尊严感的工作与生活，是否能够带动其他不同学段教育的观念更新，为所有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化发展营造氛围，是否能够契合社会经济与科技结构发展与变迁的需求，提升整体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其次，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既要有目标导向，更要有问题导向。对于当前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尾大不掉的问题，譬如千校一面，缺乏特色，重层次意识轻类型概念，重规模轻内涵，重指标评价轻品质与贡献力评价，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与规格刚性，缺乏个性化与多样性，管理体制与机制运行不畅，政府与高校行政部门控制与干预有余，高校及其师生自主探索与发挥不足，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要展开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揭示其内在复杂机理的同时，能够提供既有针对性同时也有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方案，缓解乃至消除这些长期妨碍高等教育品质提升的顽瘴痼疾，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扫清道路。
再次，自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切忌短期的效率化行为。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的调整以及人才的培养，需要有长期的价值坚守与基本的定力。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变革、秩序与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完善治理结构，避免政策的盲动与反复，增强人们的政策预期，这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的基本前提。因此，保持独立性，广泛开展相关政策效果与效应的评价研究，是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既需要问题导向，更要有前景预判，既需要倡导自主探索，更需要拥有开放胸怀。面对未来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人口结构的变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及航空航天技术等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将为行业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改变，如此等等，作为理论研究者，应该具有超前意识，未雨绸缪，开展有战略眼光与见识的前瞻性研究。从而，为国家高等教育开放战略调整、高等教育规模结构的超前布局、学科专业改造升级与结构性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互通与共融机制的畅通，高等教育服务于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能力提升，提供有真知灼见的对策与建议。
稳步有序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蒋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总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总方向、建设教育强国的总要求，作出了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龙头作用，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亟需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建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的需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批高水平大学开始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为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急需人才。但是，和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储备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软科公布的202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我国没有排名前20位的高校，而美国有16所、英国有3所。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助力高校将更多精力投入教育资源供给和质量优化，不但有助于缓解优质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高水平大学入学机会不足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限制，而且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要义。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是促进高等教育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目前，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培养高素质人才，还在于推动创新创造、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主动提高系统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持续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既从投入层面增强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力，又从产出层面提升了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效能，与现代社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相契合。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是满足民众对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服务的需要。高校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构，担负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责任。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但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的核心要义，而且有助于缓解因资源有限造成的过度竞争，促进教育公平。据教育部统计，2012—2024年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从915万上升至1342万人，共增长了427万人。面对迅速增加的考生，为保障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我国中高考仍然以竞争性选拔为主，“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入学机会比较有限。
当前，我国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主要面临三重挑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储备不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和全球高等教育资源竞争加剧。
从经费投入看，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支持力度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我国生均高等教育经费为5397美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明显低于美国（36172美元）、英国（29534美元）和澳大利亚（22204美元）等国。我国高校要提高自身教育资源质量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储备，都面临物质保障不足的难题。
从空间布局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呈现出东部多、中西部少的格局。不同地区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一项针对我国2013—2018年原“985工程”高校相对入学机会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相对入学机会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倍，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从全球视野看，随着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挑战，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理应在更加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讲好中国故事。扩大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更不是向西方模式靠拢的增量模式，而是立足本土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发展模式，对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建设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
鉴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建设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其一，保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性，多渠道拓宽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来源。在全国层面，适当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提供物质保障。根据整体预算情况，政府部门酌情设置教育资源优化专项经费，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校借助此类经费对原有教育资源进行优化升级。在省域层面，省级政府结合本区域情况进行教育经费投入再分配工作，保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在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投入中保持合理比例。
其二，多途径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储备，构建开放多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体系。近年来，多种类型和办学形式的高校崛起，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迅猛，正逐渐成为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的新兴力量。这些新型高校往往侧重学科交叉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学科领域，在缓解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同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力量和新型人才支撑。
其三，推动已有高等教育资源质量优化升级，逐步形成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办学定位高校优势互补的差异化发展体系。持续构建包含多种机构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但可以满足多元化的学生需求，而且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可及性，促进高等教育卓越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多样性，核心要义是促进已有高等教育资源优化升级，进而缓解校际、区域之间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衡。
其四，持续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协调发展战略，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协调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代表，挖掘这类高校教育资源的潜力，可以对其他高校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可以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推进省部共建、加强对口支援等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区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增强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面向教育强国新要求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赵婷婷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就开始实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以下简称重点建设政策），这是我国通过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谋求高等教育更好、更快发展的创新之举。在这一政策实施的70多年间，我国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双一流”建设是重点建设政策的一个重要阶段，2016年启动，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今年既是第二轮建设周期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三轮建设的启动谋划之年。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如何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教育强国对“双一流”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重点建设政策经历了重点高校、重点学科、“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四个建设阶段，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建设目标。在重点高校建设阶段，其建设目标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以带动其他高校，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在重点学科建设阶段，其建设目标是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211工程”和“985工程”阶段，其建设目标是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到了“双一流”建设阶段，重点建设政策目标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其目标主要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在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应“着力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重点建设政策的目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近20多年间一个最突出的变化趋势就是，从重点关注大学和学科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到重点关注大学和学科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中，这一变化趋势体现得更为明显。《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应该说，这是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国家对“双一流”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双一流”建设应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它不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工作，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第二，要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建设标准，打破以往西方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思维禁锢，形成中国自己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理解和认识；第三，要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国家将持续加大对“双一流”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深化以重点建设带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制度举措，不断拓展和优化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总量和布局。总之，教育强国建设对“双一流”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从这一要求出发，系统谋划，精准发力，以进一步提升“双一流”的建设成效。
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探讨
根据《纲要》对“双一流”建设的新要求，我认为，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应着力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以贡献为导向，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建设标准。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其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学科。这一目标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有一批大学的发展水平与世界高水平大学日益接近，已经具备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全球化趋势之下，中国高等教育也开始加速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力图以世界为舞台，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当我们立足当下重新反思近30年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验时就会发现，作为后发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仍处于跟跑和模仿状态，但是模仿永远无法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基因与环境相融合的创新产物，而只有深深扎根于它所存在的土壤，它才能拥有不竭的创新动力和源泉。因此，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将大学和学科对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其发展的核心标准，引导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扎根中国大地，在社会发展中凸显其真正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应着力探索特色鲜明的多样化一流大学发展模式。我国高水平大学分为“211工程”建设高校、“985工程”建设高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等不同类型，可以看出，这些分类都是重点建设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产物。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些分类更多体现了一流大学在建设水平上的差异，但却无法体现大学在办学定位、模式等方面的特色，可以说，我国高水平大学群体内部存在着同质化发展倾向。以往在这类大学数量比较少时，其同质化发展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随着这类高校的增多，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日益迫切，尤其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应加强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引导，鼓励大学从自身的特色出发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一流大学既可以选择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产业行业创新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还可以选择以促进区域创新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其核心都是以一流大学的创新发展为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第三，顺应当今知识创新趋势，构建新型学科发展模式。重点建设政策自重点学科建设阶段以来，就把学科作为政策推进的重要抓手，之后的一流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评估等其他政策，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学科在高校中的地位以及学科制度的刚性，并导致了我国高校学科发展呈现出学科边界固化、学科壁垒加深、学科资源分散、学科本位主义突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重大科研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出现。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原始创新越来越产生于跨学科领域，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的重大科研创新要求打破学科边界，整合学科资源。因此，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学科发展模式改革，通过探索更为柔性灵活的学科群、问题域、跨学科团队、跨学科平台等新型学科发展模式，逐步破解学科制度障碍，提升一流学科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能力。
科学谋划高等教育布局 分类推动高校改革发展
谢树华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温州大学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深化改革是应对变化、直面挑战的制胜法宝。目前，教育部已启动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建议可围绕“把握变化、优化布局、分类办学”等方面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一、把握变化、改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一是规模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763万人，毛入学率提升至60.2%，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二是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结合点，高等教育的战略支撑作用越来越凸显。三是群众期待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好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主动求变、锐意改革，以新思路、新举措、新作为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
二、科学谋划、合理布局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编制教育事业“十五五”规划时，科学谋划高等教育布局，着力补齐区域高等教育“短板”。同时，统筹考量人口分布、经济社会发展、区位特征等因素，结合高校类型与学科专业结构，着力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重点关注三方面内容。一是“在何处布局”。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打造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水平大学，发挥其关键战略支撑作用。二是“布局何种类型”。面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业态，以及医疗、交通、能源、航天航空等重要领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部属行业院校。三是“何种方式布局”。通过部省共建、社会力量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形式，布局建设若干高起点新型大学、小而精特色学院以及一批急需紧缺学科。
三、精准定位、分类办学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加快制定细化的分类评价标准和操作规范，引导高校严格对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确立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办学定位，以及“综合性、特色化”发展方向，明确定位、找准赛道、特色发展、追求卓越，切实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一是做强“顶部”，激发研究型高校引领动能。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政策统筹和资源聚集，引导研究型大学、高水平大学着重解决高端研究型人才培养和原创性科学研究等问题。二是拉宽“中部”，强化应用型高校支撑效能。突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行业产业所需，锻造专业特色优势，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在区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三是夯实“底部”，彰显技能型高校服务功能。引导高职院校增强技术型办学定力，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普融通，提高关键办学能力，加强技术人才供给。
关于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发现与培养机制的构建
牟延林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原副主任）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向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纲要》第十四条明确提出，要“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资源中最关键、最稀缺的资源。在全球化竞争与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核心枢纽，亟需构建系统性、前瞻性、开放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成才提供有利条件。结合《纲要》精神和行动计划，我从学科布局、培养模式、评价机制等维度来探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
一、学科交叉与前沿布局：夯实人才培养的学科根基
《纲要》强调“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并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学科交叉不仅是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更是拔尖人才成长的沃土。学科交叉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动态调整学科设置，建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学科调整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需求；二是强化基础学科支撑，基础学科是创新的“源头活水”，需通过稳定支持机制夯实根基；三是构建跨学科平台，依托交叉学科研究院或实验室等，打破院系壁垒，促进知识融合。如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国内医学教育的领军者，通过“医学+X”模式，将医学与理学、工学、人文社科深度融合，开设了生物医学科学、智能影像工程等特色专业。通过构建“数智化+”等跨学科平台，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和前沿科研平台，推动前沿领域人才培养。跨学科学习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意味着更大的知识跨度和学习压力，学生需要具备更强的自律性和学习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了创新思维，为未来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二、科研训练与贯通培养：贯穿全链条的实践路径
在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壁垒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当前正处于从“人才引进”向“自主培养”转型的关键期。拔尖创新人才兼具深厚的学术造诣、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亟需本土化的创新培养体系，用尖端突破带动整体提升，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链式效应”，优化我国人才结构的层次性和可持续性。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突破传统课堂边界，将科研实践贯穿于本硕博全学段，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
《纲要》提出“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而高等教育阶段更需强化“做中学”的深度。一是科研前置与贯通培养。如北京大学通过强基计划选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有志于投身基础研究的学生提供“本硕博贯通”培养路径，缩短人才培养周期。二是涵养国际化学术视野。如西安交通大学通过“珠峰计划”，统筹推进本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推动学生参与全球科研合作，探索科研牵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三是AI赋能教育创新。如复旦大学“伏羲”气象大模型、西安交通大学“AI+专业、课程、教学、学习、评价、资源、平台”七大工程等，将人工智能融入课程设计，提升学生数字化创新能力。
三、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包容与动态的人才培养生态
《纲要》要求“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并强调“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对此，需从以下层面突破。
一是动态选拔与分流机制。加强基础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构建学段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体系机制。
二是长周期支持与容错环境。要加大对高校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就开始长周期、高强度、稳定支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让青年人才敢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产生重要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
三是完善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构建以思维品质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为两翼，以综合素质为观照的多元化人才评估评价体系，对个体的创新潜质进行多方位的成长溯源。
四、产教协同与社会赋能：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纲要》提出“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践路径包括：
一是联合科研攻关。如北京大学拓展与国内外科技企业的联合创新，探索校企协同创新的联合研发平台合作模式，推广“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联合培养模式。
二是区域创新联动。如复旦大学与上海气象局、极地研究中心合作，构建实践教学网络；武汉大学联合中学建设“空天探测实验室”，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
三是数字化教育生态。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发虚拟仿真实验、慕课等资源，推动大规模因材施教。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以《纲要》为纲领，在学科交叉、科研实践、评价改革、产教协同等领域持续突破。未来，高等教育机构应进一步强化“国家需求导向”与“个体潜能激发”的双轮驱动，构建更具韧性、开放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核心动能。
塑造支撑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空间布局
刘国瑞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是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骨架”，也是高等教育功能与效率的“集散地”。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追求，新阶段应从四个层面推进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优化。
第一个层面，以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缩小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应更加注重供给能力与供给质量并进，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更加注重输血与造血协同，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大力支持沿边地区高校实现特色发展，优化省部共建高校区域布局，支持部省合建高校加快发展。
第二个层面，以打造新的增长极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升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集合效率。城市群是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地，也是国家战略与市场选择的聚合点。建构大学群与城市群、产业群高度契合的空间关系，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布局优化的重大任务。应通过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高度协同，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城市群着力打造世界性教育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中心，在成渝、长江中游、中原、海峡西岸、山东半岛、关中、辽中南、哈长等城市群着力培育区域性教育中心、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在北部湾、呼包鄂榆、滇中、兰西等城市群着力提升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活力和发展特色。
第三个层面，以促进共同富裕为战略目标，高度重视城市收缩地区的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据测算，以人口减少、产业衰退、空间闲置为典型特征的收缩型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0%左右。城市收缩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事关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共同富裕总目标。应高度重视经济转型与教育转型联动以及制度优化与结构优化并进，重构教育、经济、人文的空间关系；充分发挥行政力量的调节作用，统筹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等关系，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地方高校摆脱困境、走出新路；引导支持原部委划转院校突破“一城一企一校”的桎梏，加快实现战略迭代，重塑与行业系统的联系，提升创新发展的能力。
第四个层面，以提升高等教育综合效率为目标，加大空间布局优化与学科专业调整的统筹力度。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也是构成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基础性要素。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优化要把学科群、专业群作为主要着力点，努力实现国家战略、区域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的高效协同。学科专业调整要破除 “地方意识”，在更大范围统筹谋划学科融合发展、急需学科专业布局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有效规避和改变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终极定位和评价重构
储常连
（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
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终极定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的理解就是世界中心。世界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世界头号强国。五次世界中心转移规律告诉我们，世界头号强国必须先成为世界头号教育强国。只有先成为教育强国，才能成为世界强国；若失去教育强国地位，必失去世界强国地位。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龙头，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先导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十三个强国”目标，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教育、科技、人才位于前三位，教育位于首位，而且要提前到2035年建成。其底层逻辑就是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开展科技创新，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产业创新发展，从而带来经济繁荣和世界中心转移。我理解“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引领带动世界人才中心、科技中心转移，从而成为世界中心。这就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和终极定位。
不论是教育强国建设还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其生成和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后发型国家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比如第一阶段到2035年建成具有高等教育强国特征的、被世界广泛认可的高等教育强国；第二阶段到2050年建成世界人才中心、科技中心，成为世界教育中心和头号高等教育强国。
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评价体系的重构
至于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可以通过对特定国家高等教育强国特征进行统计、比较、分析其竞争优势的方法来进行。我们注意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已发布“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4”。其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差异大，美国保持绝对领先，中国缩小差距并继续领跑第二方阵。用量化指数对高等教育强国进行描述性评价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引导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但是，如果我们严重依赖这些指标，就可能会约束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引到唯指标的路上。对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应基于其终极定位，在发展路径、理念、方法、标准上大胆创新，最终超越指标，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高等教育应对新变化、新技术的创新度。研究表明，世界教育中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历史就是一部教育制度创新史。意大利借鉴行会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德国构建了现代大学的经典模式，美国建立了以自治和竞争为基础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正是这些制度创新才使得他们的教育系统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二是世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集中度。高等教育强国要具备世界性的人才吸引力、聚合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在吸引人才的同时要提高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同时，要能在更大规模、更高质量上选拔、培养、造就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参与国际竞争的各主要产业链上的核心人才，绝大部分都能够实现完全自主培养。
三是世界科技创新引领度。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科技成果中的贡献率占比位居世界前列，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国际领先。高校高水平科学研究与转化能力位居世界前列，能够给国家大部分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实质性支撑，通过产学研和服务社会保障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强盛发展。
四是世界经济和产业创新贡献度。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作为高等教育强国，要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服务支撑。不存在教育强而经济不强的现象。如果只有教育强，但国家不强，表明高水平的教育没有为国家强大提供有效支撑和服务。真正的经济社会强国一定会以强大的教育为支撑。近代以来五个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形成都与对先进科技的吸收与创新密不可分。
五是世界政治文化影响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承载了人才、科技、文化等多重使命，从文明赓续的历史视角赋予了振兴文运和绵延国运的宏图立意。要抢占哲学社会科学制高点，提升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文化价值主导权。要有很强的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更加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国际教育合作，更大力度地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和管理活动。
六是投入和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新质生产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变“经济是今天的事，科技是明天的事，人才是后天的事，教育是大后天的事”为“办好今天高等教育的事，才能培养出明天创新人才，才会有后天科技成果和产业创新、经济繁荣”。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和高等教育龙头地位必须做到组织领导优先、规划安排优先、经费投入优先、资源配置优先、改革发展优先、干部队伍优先，真正从思想上、观念上、行动上重视高等教育。
七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满意的前提是满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以不断提高的学校类型结构与社会需求匹配度、学科专业和在学人数与产业发展符合度、学生志愿满足度、优质高校录取率、学生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就业满意度等，解决好人民群众在教育方面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及人民群众的认可度。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