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作主义意味着工作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一个人的身份和生活目的的核心，抑或工作本身成为了衡量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唯一尺度。现代社会中，工作主义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动力，也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赋予了内在合法性。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工作主义的不断蔓延，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变成了牢不可破的教育信条，与之相应的工作伦理严重束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想象力，并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沉重的压力。然而，伴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和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工作危机将不可避免。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必须走出工作主义的迷思、超越生产主义的禁锢，积极适应并引领后工作社会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 工作主义; 工作危机; 工作社会; 后工作社会
当下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二产业中的正式工作岗位在不断流失，第四产业（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在工作世界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高等教育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有统治阶级才享有受高等教育的特权和必要。此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通常是拥有闲暇，无须从事体力劳动。工业化带来了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也随之成了几乎所有人生活的必需品，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成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来源。在工业社会中，金字塔型的学校结构与等级化的社会结构相互嵌入和融和，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生产以及文凭证书的发放向劳动力市场源源不断地供给人力资源，而工作世界则基于此安排岗位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薪酬待遇，以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近年来，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以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失灵。个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持续加大投入只是从整体上提升了人均受教育年限，而并未带来预想中的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更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当下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文凭愈来愈普及化，受高等教育群体愈来愈庞大，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在技术范式转型中增速逐渐放缓，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都在不断降低，经由高等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日益艰难。“薪酬的增长已日渐趋向于最高收入群体：声名不佳的‘百分之一’人群。”（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12页）。大部分受高等教育者从数字经济中获得的红利愈来愈少、压力愈来愈大。这种情况的出现，从短期或局部来看，或可归因于个体的不够努力或不够优秀，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则表明在技术-经济范式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型中，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链接正逐渐趋于脱嵌抑或变得愈来愈脆弱。短期来看，虽然传统的标准雇佣或体制内就业仍备受高校毕业生追捧，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在总的就业人口分布中，不充分就业、非稳定就业或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未来伴随工业社会（工作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工作社会）的转型，由于就业观念的冲突、工作岗位的缩减以及经济收益的不均衡，工作危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工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工作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面临挑战，如果能够成功应对这种转型，我们将会迎来一段乌托邦式的发展，我们将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如果决策失误，那么可能进入一个“长期混乱的时代”（达雷尔•韦斯特，2022，第24页）。
一、工作主义的困境
“工作主义”（workism）是德里克•汤姆森（Thompson, Derek）2019年新造的一个词，用以描述我们时代精英阶层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工作文化，即不只是把工作当做一种养家糊口的必要手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以及生命的全部意义（Thompson, Derek，2019）。作为现代社会工作文化和工作伦理的一种极端形式，工作主义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或偶然的，而是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推崇效率、生产力中心以及个人职业发展的必然产物。过度进取的工作文化的形成与管理实践中以泰勒主义为代表的管理技术密切相关。所谓泰勒主义就是通过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作为科学管理的根基，泰勒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工作世界中的人和机器是一样的，机器可以通过最佳化生产效率或劳动生产率以改进产能，人也应像机器一样工作。泰勒相信，每件工作乃至工作的每个环节一定都有最适合的方法以及最适合的人。“通过个体化，过去的集体命运变成了‘市场个体’（market individual）的个人命运。而社会对教育的依赖则强化了这一过程。”（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69页）泰勒主义不但满足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对于效率、生产力和个人职业发展的需求，而且符合工业社会中市场个人主义价值观对自主性和微小差异的迷恋、对自我决定型成功的期待以及对优绩主义价值观的崇拜，在几乎所有人类活动中成为主导性原则。
（一）数字经济与泰勒主义
当下，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数字泰勒主义开始主导数字经济和自动化工作。在数字泰勒主义下，所有的工作者，尤其是平台工作者都会受到网络系统的实时监控，时间成为一种巨大的生活压力，工作者被牢牢困在算法中。在泰勒主义下，那些符合最佳化生产效率或劳动生产率的人被形容为“第一等人”，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还被赋予道德的崇高性。因此，“人们总是无法自拔地‘泰勒化’自己，希冀哪天无意间找到魔法般的‘最佳解’，能让我们瞬间摇身一变，成为第一等人”（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61页）。我们时代由于工作主义日益盛行，数字技术的加速进步非但没有根除泰勒主义的弊端，反倒使数字泰勒主义愈演愈烈。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泰勒主义会给那些被认为没有全力投入工作的人贴上“懒惰”或“笨拙”的标签，那么今天数字泰勒主义则会直接将其驱逐或淘汰出工作世界，使其成为“剩余的人”（齐格蒙特•鲍曼，2021，第92页）。在外部的金钱刺激和内部的工作伦理驱动下，泰勒主义与市场个人主义、优绩主义等价值观杂糅在一起，继续主导或掌控着工作世界的运行。即便是到了21世纪，即便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与泰勒主义产生时的工作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当下更多的工作，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工作，变得愈来愈复杂，需要人们具备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实践中，生产力和已经过时的绩效指标仍旧是最优先的组织目标和管理工具，持续了多个世纪的“重量不重质”系统思维仍然很难改变（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48—49页）。结果就是，我们的生产技术和工作环境已经是21世纪的，但我们的管理技术和工作文化却仍然是19世纪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明明没有现实的必要，有些人却还是选择做得更多（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347页）。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中心地位和经济主义话语权的确立，工作成了几乎所有人的道德义务与经济来源，甚至“工作这一概念本身就假定了‘非人格化、仅仅为工作而存在的员工’”（艾琳•L.凯利，菲利斯•莫恩，2024，第55页）。当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系统的加速进步，我们开始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工作，尤其是优质工作越来越成为富人的一种“特权”，而穷人则拥有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或被“赋闲”。这里富人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挣大钱的优质工作，而穷人的休闲则并非真的“休闲”，而是沦为了“剩余的人”。在工作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之所以出现富人缺乏休闲，而穷人缺乏工作的窘况和后工业社会的逆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朝向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较之工业经济体系，在数字经济体系中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只在教育程度上存在量的差异，更存在“质”的不同。那些数字经济的受益者往往具备适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天赋才能，并在数字经济体系中展示出了过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创造力。那些失意者并非全然没有天赋，而更可能是其天赋与数字经济的需求不匹配，抑或接受了不适合的或不充分的教育。和其他技术-经济形式一样，数字经济也注定有利于一部分人（使其成为富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使其成为穷人）。要缩小社会不平等并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制度安排必须避免个人成为无限责任主体并迷失在工作主义中。适合数字经济的天赋才能的兑现是基因彩票、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安排等共同决定的，而不完全是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结果；更何况是否努力本身有时也不完全是个人可以控制的而是受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强行以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是否足够努力来分配财富和工作岗位，那么以优绩主义为指引，未来的社会在数字泰勒主义的驱动下将会陷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泥淖难以自拔。
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而是有其自身的逻辑，还会受到其背后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左右。那些有利于资本营利的技术会被优先开发出来，而那些有助于赋能工作者对抗技术霸权的技术则会被人为遮蔽。“各国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就业不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分布于劳动力人口或集中于某些特定群体。”（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55页）如果没有政治的介入或干预，技术的进步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如果处置不当还会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不断扩大或阶层的对立。不过，这里的政治介入或干预所追求的是“社会中的计划”（projects in society）而非“作为计划的社会”（society as a project）（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144页），否则“计划性”会抑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工业社会中，在标准就业模式下，就业率和失业率可以作为测量劳动力需求的重要指标，但在非正式就业或非标准雇佣愈来愈普遍的背景下，就业和失业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测度也愈发困难。此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缺乏工作”而主要是缺乏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有意义地参与经济活动，也无法从中获得主体感和目的感。工作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让人们很容易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一思潮主张以‘本国优先’的方式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72页）在世界范围内，基于对就业率的迷思，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工作的安全感，从国际组织到民族国家的政府大多仍倾向于选择通过创造临时就业岗位以避免失业或尽可能降低失业率。在鼓励灵活就业以及就业岗位创造战略的驱动下，很多无意义的临时工作被人为创造出来，也导致很多人在即将来临的后工作社会反倒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工作主义的泥淖——既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可以维持有尊严生活的收入，更无法基于工作实现个人的人生目标。“为了支薪给员工，整个社会都在勉强制造不必要的工作。在这之中，所有人都被劳动信仰所支配，不情不愿地工作著。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政府那里领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这么一来，‘非做不可’型的工作会涨薪；就算失业也有基本收入这一点，也让人没有后顾之忧。”（堀江贵文，落合陽一，2019，第58页）近年来，为摆脱工作主义的束缚，积极应对数字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工作危机（工作岗位的匮乏、工作收入的减少和工作意义的丧失），源远却并不流长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2024，第267页），并在部分国家进行了局部的实验或试点。
（二）工作危机与全民基本收入
政府给予全民基本收入预设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工作对人来说将不再是不得不为之事，因为从童年起，每个人都会参与并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体育、科技、手工、政治、哲学、生态、关系和合作活动的繁荣所带来的吸引力；在这种社会中，就像数据库和远程工作资源那样便捷，人们在任何时间都能随时获得生产资料和自我服务的设施；在该社会中，所谓的交换主要是知识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因此不需要金钱来作为中介；在该社会中，作为主要生产工作形式的非物质性对应于作为固定资本主要形式的非物质性。一旦作为独立的、自动化的力量被淘汰，那么生产性工作将主要由利用社会积累的知识的能力、丰富和交换该知识的能力所构成，而不需要用这种知识换取金钱，同时作为外在的要求强加于个人，同时也不需要让人们强行接受工作的性质、强度和时间。”（徐志伟，王行坤，2022，第407—408）对人性持乐观态度者多倾向于认为，基于技术红利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人一旦摆脱了生计的压力后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创业和创造活动，这样会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世界上有一定数量的人并不擅长‘工作’，与其强迫这种人工作，还不如让那些真的喜欢工作、思索新发明或开创新事业的人不断工作，来得更有效率。另外，因为无条件基本工资确保了最低限度的收入，对于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来说，也能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堀江贵文，落合陽一，2019，第58页）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者多倾向于认为，由于存在“租值消散”，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都无法弥合社会的不平等，而只会造成一种公平的假象，甚至有可能消弭社会进步的动力，并滋生鼓励不劳而获的文化和平均主义的倾向，最终使人类社会重返贫困或匮乏。“不难想象，全民基本收入将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充当停滞和不平等加剧的私产社会的支撑力量，而无法成为一条通向无偿给予世界的星际高速。”（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89页）除反对者外，赞成者也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另一种是有条件基本收入。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意味着政府定期、定额无附加条件地支付给全体国民基本工资的一种制度；所谓有条件基本收入则意味着政府定期、定额依据特定条件支付给特定群体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最低限度的基本工资。
除了对人性的权衡，作为应对工作危机的可能方案，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判断或预期。那些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持乐观态度者多倾向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人类从匮乏走向富足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后稀缺时代，主要工作将实现自动化，人类将因技术进步而解放；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不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持谨慎态度者则倾向认为，技术的进步并非线性的，发展具有偶然性（马啸，2024，第3—12页），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主义只是人类的理想而非客观的规律，无节制的发展甚至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近年来，经济发展愈来愈不确定，倒退、无增长或后增长正在成为现实，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不具备条件，也有违市场经济的分配正义，甚至会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更何况，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任何人想直接从政府那里领钱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们缺乏政策想象力，如果政治家不能发挥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这种本质上“反工作”的制度，也可能重新陷入工作教条的陷阱（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350页），甚至加重工作危机。福利国家从来不是“安乐椅”；相反，它或多或少是一种用以适配工作、社会控制和顺从的隐蔽工具（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52页）。
面对工作危机和工作主义的挑战，无论我们对于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持何种态度，有一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即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能否实现决不是单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选择过程或社会工程，必然牵涉到诸多政治考量和利弊权衡。“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力争将收入同工作量脱钩的目标值得称赞，但它无法改变收入和资产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仍然未能摆脱原有体系的羁缚：总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依然为利息、租金和利润。换言之，全民基本收入在赋予工人以力量的同时，并不会削弱资本的力量；它加强了人们履行‘动物功能’的自主性，但同时并未提高人们塑造整体社会条件的能力。因此，利润动机仍旧是经济的驱动力，由于大型资产的所有者们仍然掌握着投资决定权，因此他们仍将继续左右经济的兴衰。”（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87—88页）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带来的物质的相对丰裕或可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实施提供契机，但技术以及物质的丰裕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技术的进步或许可以解决必然世界的问题，也可能拓展自由世界的边界，但应对工作危机并超越工作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无论“无条件”还是“有条件”的方案设计，由于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主要是基于经济的视角、主要考虑收入分配，对于经济背后的政治逻辑和政策背后的社会过程关注不够；如果相关配套制度缺失，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既难以应对愈演愈烈的工作危机，更难以超越工作主义并实现人们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正式工作日益减少的当下，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既有可能结束并转向后工作社会，也可能“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79页），并因对有限职位的对抗性竞争和过劳而变得更加残酷。
二、工作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工作不仅意味着职业、事业还事关身份的认同，不同的工作往往意味着不同的阶层，抑或不同的阶层往往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什么是工作？工作分为两种：第一，改变地表或接近地表物质相对于其他物质的位置；第二，吩咐别人这么做。第一种工作令人不快，薪水低；第二种工作令人愉快，薪水高。第二种工作可以无限扩张：不仅有下命令的人，还有对如何下命令出谋划策的人。”（徐志伟，王行坤，2022，第93页）通常来讲，从事政治劳动的人少、活轻、收入高，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多、活重、收入低。更关键的是，从事政治劳动的负责“指挥”或“命令”从事生产劳动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存在，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在工作中常常表现出非生产性。工作在社会阶层间的不平衡分配既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外部动力，也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只要关于工作的社会制度安排不改变，仅仅靠阶层流动无法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为了改变社会，我们必须改变‘工作’——反之亦然。”（徐志伟，王行坤，2022，第415页）如果现有社会契约和机会协议不变，随着数智技术的加速进步，工作在阶层间的分配将更加不均衡，工作危机将蔓延至更大范围。
（一）工作变革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工作主义是工业化过程，尤其是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近代以前，人们对于工作的认知以及工作的具体内容与当下完全不同。古代属于精英阶层闲逸的好奇的事项在现代社会中大多已制度化为学术职业或科学事业。古代社会“工作被认为是必要之恶”（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117页），而现代社会赋予工作以道德价值，强调工作对于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性，甚至不工作不道德。工作成为人们自我认同、自尊、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175页）。工作的古今之别背后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或技术-经济范式决定的，但也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宣传密不可分。在农业居于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大量的工作主要和体力劳动有关，精英阶层属于“劳心者”，可以不“工作”；现代社会以工业为主导，得益于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与农业相关的从业人口开始急剧减少，对工作的定义也逐渐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以及体脑并用转移，并逐渐在劳动与工作之间建立起了知识的壁垒。现代社会中从事某项工作通常意味着需要接受过相应的专业教育，而劳动对人的受教育水平没有硬性的要求。结果就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有稳定工作者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社会阶层，而普通劳动者则往往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知识密集型工作岗位设定关于教育水平的底线要求促进了教育的繁荣，但随着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原本稀缺的以高学历为标识的人力资源开始不再稀缺，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也逐渐被中断或变得愈来愈脆弱。当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受高等教育门槛的不断降低，大学的文凭或学历不再能够提供就业的保障，更不要说促进阶层向上流动。“教育已经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上升媒介；归根结底，它仍然是一种选拔手段。从增加的机会中获利的，主要是那些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103页）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互动的正常现象，既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失败，也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文凭贬值的说法更多地反映了我们对于文凭价值的静态思维，没有看到工作世界的需求在变，高等教育自身也在变，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更在变。同样或类似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文凭，其背后所对应的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已迥然不同。我们可以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迈向50%乃至接近100%而欢欣鼓舞，但必须清楚，文凭和文凭持有者是两回事，文凭从来都无法直接变现或兑现为货币，文凭的价值需要文凭的持有者来创造。
历史上，与工业化进程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的近代化。相较于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专业教育和文凭证书为纽带强化了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系科，虽然从名称上看是职业性的，似乎教育就是为了工作，但其教育的内容实质上还主要是通识性的，学生的职业选择更多的是由社会需求侧而非大学供给侧所决定。近代大学沿袭中世纪大学的系科设置，但其教育的内容更加专业化。在当时的隐性社会契约下，近代大学的专业教育不但可以满足既有的社会需求而且可以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作为专业社会化的重要一环，近代大学为工作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专业化人才，驱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究其根本，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间的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在强调大规模和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里，就业人数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扩大再生产，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然而，在强调创新和个性化的后工业社会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主要不再是就业的人数而是科技创新力和精英知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技术性失业将逐渐成为新经济发展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与旧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相比，新质生产力发展关注的不再是就业的人数而是工作的质量。此时高等教育如果仍然沿袭旧模式，大规模招收并培养标准化的专业人才，将无法满足新经济发展对创新人才的需要。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一直以专业化为基础，默认工作中心、生产力中心、经济中心，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趋于“去专业化”和“逆工业化”，也正在颠覆工作中心、生产力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如果忽视了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以及社会的转型就会误判形势，误以为当下的就业难只是因为经济形势暂时不好，或受某些偶然的外部因素影响。事实绝非如此。高等教育如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顺利完成转型，高等教育系统将会因为其培养的大量毕业生在工作世界中“无工可作”而面临合法性危机。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逆工业化”和“去专业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导致的工作岗位的流失及工作收入的减少，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在数字社会中，随着后生产和后增长时代的来临，传统人力资本之于工作的价值正在丧失或严重贬值，从高等教育到工作世界的路愈来愈窄。“如果说，我们从学校、大学获得的文凭曾经是赚钱工作的敲门砖，那么现在它们肯定不是了。文凭不再能保证高收入，因为相较于理想的就业机会，文凭实在是太多了。”（豪道斯•魏斯，2024，第120—121页）长期以来，所谓就业通常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相应的工作岗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个人如何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特定的知识、技能和文凭证书，以及如何实现“人职匹配”。随着技术驱动的工作世界的加速变革，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工作世界的岗位是如何形成的，人与教育、工作、生活的关系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如果说过去的就业思维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与高校的供给侧之间的平衡或匹配，那么现在关注工作世界的变革就意味着要跳出劳动力市场本身，从更广阔的社会制度变革与科技进步来探索工作何以被创造又何以会不断流失。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如果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成本低于人工成本，人将逐渐地被机器取代；相反，“如果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成本高于低薪工人的成本，那后者就能保住自己的工作。这些过程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空心化和常规的人力或非人力的劳动（或任务）的自动化背景中。与此同时，一方面劳动力被替代，一方面高技能‘精英’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工人依然重要，需求不减”（詹姆斯•艾维斯，2023，第114页）。目前，尽管工作世界中有工作在流失也有工作被创造出来，但总体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型，工作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原本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专业性工作岗位正在加速流失，而新技术所创造的工作岗位趋于两极化，一种是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胜任的尖端工作，另一种则是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胜任的非正式工作。换言之，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越来越多，同时需要较低技能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中间的工作则越来越少（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81—82页）。遗憾的是，劳动力市场既缺乏适合尖端信息技术领域和第四产业的超级大脑，也缺乏友好耐心的、富有同理心且能够接受低薪的人（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2024，第67页），而那些既不需要超级大脑，也不需要特别同理心的适合普通的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专业性工作则在大量流失。
（二）技术进步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伴随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如果说之前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大多数工作的主要变量是在技术层面，那么在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主要考量将是经济和社会成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完全成熟，更不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无所不能，而是意味着智能技术的瓶颈正在被不断突破，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世界变革将不可避免。“在今天，自动化的影响已经不是消灭所有工作，而是与适应既定工作的任务构成相关，以及与随后的工作的整体质量相关。大多数工作都是各种任务的综合结果，这些任务对自动化具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自动化可能不会消灭某一个工作整体，而只会消灭构成一个工作的部分任务。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并不倾向于创建完全自动化的系统，而是倾向于创建部分自动化并将某些任务外包给人类的系统。”（菲尔•琼斯，2023，第41页）现行的体制与技术环境下，能暂时延缓工作世界中正式工作持续流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因素，即在很多领域中人工成本仍然显著低于人工智能，另一个是政治因素，即就业仍然是重大民生，政府尚未为突然到来的高失业率做好准备，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实施尚不具备政治和经济条件，大规模的失业又会显著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两个因素中企业用工成本的因素将会因为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而被迅速抹平，而政治因素中虽然政府仍然存在对全民就业或充分就业的偏好及对失业率的恐慌，但政府本身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毕竟有限，一旦工作岗位的流失因为生产效率增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原因而不可避免，那么工作世界的颠覆性变革将成为定局，工作危机将成为我们时代经济社会转型不得不过的一个坎，当务之急是避免因为技术性失业而出现社会失范，而不是忙于“掩饰”客观存在危机。
因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所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不断流失虽是事实，但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进步，后工作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的社会，而是缺乏像工作社会中那样的稳定工作的社会。工作的稳定性或稳定性的工作与社会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保持匀速增长，标准雇佣模式下稳定就业成为隐性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按照社会分工在固定工作岗位上长期工作，甚至终身只从事一项工作。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加速发展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社会的支撑技术主要是机械技术和电力技术，而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则是电力技术和数字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稳定性相比，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更加快速且难以预测，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创新非常容易导致工作世界的剧变。“与过去的工业范式不同，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创造出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高效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该经济体系似乎不是更大规模地生产资本，而是更大规模地生产剩余劳动力。”（菲尔•琼斯，2023，第24页）在工业社会中有很多世代传承的工作，而在后工业社会里，很多工作因某项技术的出现而迅速兴起，也会因另一项新技术的出现而快速消亡。除了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工作的稳定与不稳定还与人的心理预期或期待有关。工业社会以劳动力规模扩张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范式给予人们强烈的心理暗示，即下一代会继续和上一代一样享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伴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替代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逐渐收缩且严重二元化：一元是大公司里相对稳定的高薪工作，且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元是就业相对不稳定的低薪工作，工资低，缺乏职业阶梯和转做更好工作的机会（阿恩•卡勒伯格，凯文•赫威森，申光荣，2023，第110页）。在这个二元化劳动力市场上，工作主义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但稳定就业人口逐渐减少，不稳定就业人口将逐渐增多。
就业稳定与不稳定的心理预期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教育的认知和行为选择。在稳态社会里，基于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教育可以为就业做准备，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文凭也可以保障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在不稳定或非稳态的社会里，人的心理预期也是不稳定的，高等教育难以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每个人可以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充满不确定性。更关键的是，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和文化规范的相互作用下，这种心理预期与教育选择以及就业偏好之间会构成一种闭环的关系，从而使不稳定就业逐渐趋于制度化或固化。“很多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们在不断踩油门，但由于手刹卡住了，车轮一直在原地旋转——一种‘发狂但停滞’的感觉。这种愤怒的生产主义是自我竞争心强的表现，显然，在不稳定、害怕向下流动和市场化加剧的背景下，不可能找到一条社交和团结的路径。绩效原则等社会规范变成自我主张的病态手段，扭曲为不循章法的应对策略。最后的结局，往往是筋疲力尽。”（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115页）正式工作机会的流失不可避免，但不稳定就业的常态化并非绝对不可避免，而更多是资本与权力共谋的产物。就像失业的危机始终是资本主义正常运转的一部分；非稳定就业也是资本与权力在非稳定社会里获取最大利益的前提。“总体而言，工作所得收入都不足以让劳动者最终摆脱工作，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者来为经济生产剩余了。”（豪道斯•魏斯，2024，第40页）新自由主义认为，非稳定就业可以激发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以充分发挥自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但其实质上，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向资本倾斜，对于工作效率、生产力和个人职业发展的追求愈来愈被市场逻辑所牢牢控制着。最终，这种权力的不平衡与资本对日益灵活的就业安排的需求和国家遏制劳动力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催生了“吸血鬼资本主义”，它们声称市场必然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调节者，这种观念会通过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以及通过减少福利、不平等、失业、低水平和停滞上涨的工资来耗尽工作者的生命（阿恩•卡勒伯格，凯文•赫威森，申光荣，2023，第93页）。
问题在于，当前的工作世界中，包括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老师和管理者，也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者，都是在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中接受的教育，他们对于专业教育、学历主义、优绩主义、专业对口、毕业即工作、终身雇佣、学习等于赚钱、读书改变命运、教育就是为工作做准备等信条深信不疑。口头上，每个人都会承认社会在变化，教育亦需要变化，但实践中，我们的高等教育却很少变化。原因就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教育信条始终没有变，并从骨子里坚信这些信条依然有效。因此，即便当下高校毕业生已经很难在工作世界中找到稳定的正式工作，我们仍然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已经落后于技术和时代的现实。反倒会选择在旧的赛道上不断花样翻新，希望能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或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来摆脱眼下的困境。“劳动力市场变幻莫测、瞬息万变，职业技能越来越倾向以散装、细微的形态出现，而学校的应对之策是推出更多各式各样、昙花一现、顺应潮流的课程项目。”（赫布•柴尔德里斯，2023，第169页）这种改革多半是徒劳的，过于执著甚至还会耽误高等教育转型，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时代经济社会正在加速发展，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高等教育却还在沿用几百年前的制度，并传授陈旧的知识和落后的价值观。现实世界中文凭已经愈来愈泛滥，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受教育者为了文凭却愈来愈内卷。由于文凭实际上已经无法带来稳定的收入，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豪道斯•魏斯，2024，第121页）。为了竞争工作世界中愈来愈少的优质工作，读书和学习被严重地异化，人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伤害。受优绩主义驱动，无论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还是外部，即便明明知道文凭证书不再意味着知识或技能，很多学生仍然在拼命考取各种各样的证书，并追逐更高的学历；明明知道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创新人才的需要，整个社会仍然视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为理所当然。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我们甚至想不出除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受高等教育者学历之外，还有什么做法可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创新人才的需求。其结果，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系统仍在持续为下一代提供一种过时的教育，强迫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持续不断地去学习那些学与不学都差别不大的东西。学生上学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是为了不让学校倒闭，并维持教育系统自身的再生产。大学生活与整个世界的生活大相径庭，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知道普通男女的心思和问题，而且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通常会削弱对公众应有的影响力（徐志伟，王行坤，2022，第100页）。由于绩效主义的强制以及排行榜的影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愈是好的大学愈是重视科研，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在本质上已接近于科研机构，但从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只有很少或极少一部分人会从事科研工作，大部分学生无法从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习得进入社会和工作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而只是作为潜在的科学家或专业人才被培养。那些非一流的高校又以一流的高校为标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虽在口头上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或以生为本、以本为本，但整个激励机制的设计明显是科研至上、论文挂帅。其结果，一方面我们宣称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社会也急需大量的创新人才，但另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却不重视、也不擅长，事实上也没有培养出充足的、适合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这种状况若持续下去，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包括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将既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供给足够的创新人才，也无法培养出足够优秀的学术接班人。一种可能的糟糕结果就是，在通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超级人工智能的冲击下，那些世界一流大学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将逐渐失去在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和极端重要性。
三、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工作危机的来临
讨论工作危机，尤其是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时有两组概念需要特别关注，一组是教育不足、充分教育与过度教育，另一组是就业不足、充分就业与过度就业。这两组概念中，教育不足主要存在于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的前期，充分教育是工业社会为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而追求的教育目标，过度教育是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所导致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教育不足、充分教育、过度教育与就业的三种状态（就业不足、充分就业与过度就业）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甚至没有必然的关系。就业不足或非完全就业可以存在于任何状态下，且与人的受教育水平无关，充分就业既可视为充分教育的目标，也可视为特定经济发展范式的目标，充分就业既可能是经济发达的象征，也可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标志。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不完全就业或就业不足（subemployment或underemployment）和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这里“不完全就业”指的是高度临时性、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涉及大量无偿劳动、严重就业不足或高度的就业中贫穷的状态，或者这些工作并不能保证一个比完全失业的悲惨状态更好的生活（菲尔•琼斯，2023，第28页）。“过度就业”指的则是劳动者完成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就自动化，劳动者原本可以从这些任务中解放出来，但出于经济原因他们没有被替代（詹姆斯•艾维斯，2023，第103页），抑或低薪的劳动者必须同时从事多个工作（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98页）。不完全就业与过度就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二者其实也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共存于我们时代的工作世界之中，反映了我们时代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具体而言，不完全就业反映了现有经济范式下就业的不足或不充分，过度就业则意味着在工作岗位总量不足的背景下，部分领域仍在试图扩大就业。这里的经济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于技术成本，因此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或自动化系统完全可以取代劳动力，但资本出于利润的考量，仍然选择由人来从事这份工作；另一种原因则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量，即在技术性失业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工作岗位的流失以及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受旧的就业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的考量，政府会通过公共财政和行政权力人为创造一些可有可无的临时性工作岗位，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来追求充分就业这一过时的目标。“让剩余劳动力投入工作，不仅为了赚钱，而且为了规训。”（菲尔•琼斯，2023，第18页）不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后工作社会中追求过度就业都是逆潮流而动，这既可能加剧就业不足，不利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也会导致过度教育的蔓延与学业内卷，让教育者误以为更高的、更多的教育仍可以为就业提供保障。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所实现的充分就业是不稳定的，更关键的是，关于工作的量化和统计观点还会掩盖社会的内部结构变化（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80页）。
（一）走出工作主义的迷思
有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工作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终身雇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例正在迅速降低且难以逆转，能够通过正式工作或标准雇佣得到社会保障的人越来越少。无论是否愿意，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应用引发的大规模失业已经在逐渐成为社会事实，与历史上因为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失业不同，这一次的失业难以通过更多的教育或培训来补偿。“由于新工作世界所需的技能在这个过渡时期非常有限，这一代工作者会被完全取代。即使可以通过中小学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式提供可迁移技能的培训机会，这些机会也不太可能满足，因为从根本上说，工作者或预备工作者已经把他们的大部分技能都集中在一种，或者最多是几种能力上。不仅是技能不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技能不匹配），而且过渡一代工作者的方法、理念和行为也会影响他们在新工作世界中的工作。”（加文•布朗，理查德•惠特尔，2022，第228—229页）面对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以及日益突显的工作危机，我们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会耽误改革。改革的出路之一就是要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适应工作世界变革的趋势，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和就业模式，多渠道灵活就业并在就业的过程中主动创新创业；同时，规范工作世界中非正式工作者或不稳定就业者的福利待遇，切实保障选择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高校要避免就业率驱动的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比如，大量停招就业率低的专业、扩招就业率高的专业。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而工作世界的变化快，这种改革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更关键的是，为工作或就业做准备原本就是工业化高等教育的旧思路，在后工业社会里已行不通，重走旧路会误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此外，政府也要避免为了“保”就业率，而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和公共财政，人为地创造大量无意义的临时就业岗位，行政权力的干预或介入会误导毕业生对工作世界变革的正确认知，强化体制内就业的偏好，贻误真实的工作机会。“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所有工作岗位，这是一个由政策推动的悖论，这个政策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2024，第9页）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们要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与工作以及工作世界的关系，需要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有新认知，且需要建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在后工作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将不再是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而是要引领学生走出工作是生活中心的迷思，以创新创业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新旧就业观念与工作方式的冲突，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或活力如何，“它将如何有意义地发展下去”（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2024，第7页），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拥有值得期待的未来。对此，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会认为，技术的指数式增长终将为我们带来一个富足的社会，而悲观主义者会不断渲染数字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社会失控。未来不会如乐观主义者预期的那么美好，也未必会像悲观主义者预言的那么悲惨。人类社会的未来始终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未来的社会是否是美好社会主要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和创造。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的关系完全被生产主义和经济主义话语所主导。在效率崇拜的驱动下，我们反复强化高等教育为工作或就业做准备，认为只有充分就业和持续增长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发展的考虑较多关注物的再生产，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人的再生产较少考虑或考虑的不充分。“过去十年间，我们再次强化这个要人不断产出的工作文化，它不但是个人能力获得认可的记号，也是为了生存的不得不。各样复杂、强烈的情绪和工作绑在一起，遮蔽了我们的判断力，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受害，却仍旧不会去改变、调整行为。”（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111页）如果说在过去生产力相对低下、生活物质十分匮乏的时代，为了生存，个人不得不放弃更多的“可能生活”而专注于“谋生”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科技与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的生存压力已显著降低的当下，如果在高等教育中仍然不能及时转变生产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依然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中心，那么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将无法活出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的精彩，甚至会因为无意义工作的压迫而滋生出愈来愈多的抑郁和倦怠。“现代的生产方法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安逸和安全的可能；然而我们却选择了一些人工作过度、另一些人忍饥挨饿的命运。至今为止，我们仍然像在没有机器的时代那样精力充沛，忙忙碌碌；这么做是愚蠢的，但我们没理由一直愚蠢下去。”（徐志伟，王行坤，2022，第101页）
遗憾的是，随着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透过工作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工作益发成为精英的象征和令人垂涎的社交讯号（拉哈芙•哈弗斯，2020，第230页），而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也愈来愈屈从于工作的可获得性和收入的稳定性，而不是人生的理想和意义。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如果我们朝后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无数的证据来证明现状是合理的、选择是理性的，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中心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我们选择以未来关照现实，就会发现未来绝不是历史和现实的延长线，更不可能是工业化进程的简单重复。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和自动化系统的支撑下，未来的教育和工作世界与过去和现在相比将有根本不同。优绩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的“成功学”在“旧赛道”上不可能走太远，只有适当地运用科技施加“进化压力”从而让市场产生“淘汰压力”，才能协助“感觉被不当剥削的劳工”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开拓自己的职场前途（堀江贵文，落合陽一，2019，第55页）。
（二）超越生产主义的禁锢
在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中，对于工作世界中智能机器是否以及应否取代人的工作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观点认为，日益先进的机器已经在不断取代工人或人工，并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的不断增长；第二个观点提出，机器取代工人或人工是一种确然的迹象，意味着我们已经处于高度自动化社会边缘，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由自动机器和智能计算机来完成；第三个观点指出，尽管自动化应当将全体人类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工作才能维持生计，这意味着这个梦想或许终究只是一场梦魇；第四个观点则表示，能够阻止大规模失业灾难的唯一方法是推行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从而实现收入水平和工作量的脱钩（亚伦•贝纳纳夫，2022，第2—3页）。上述观点背后隐藏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一种判断认为，当下的不充分就业和技术的进步无关，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停滞造成的，并认为不充分就业会扩大社会的不平等，需要国家的干预以避免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另一种判断则认为，不充分就业是工作世界变革的必然结果，从终身雇佣到灵活就业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创业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是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加速进步。两种不同的解释都可以找到证据，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期，旧的经济范式和新的经济范式同时存在。总体上，前一种解释倾向朝后看，以历史上的经验来解释今天的现实，倾向认为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后一种解释则是朝前看，以未来的愿景来反观当下的现实，倾向认为当下并非历史的延长线。两种解释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当下数字化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将如何影响职业结构，以及未来社会是否还会以工作为基础尚不是十分清楚（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82页），未雨绸缪，高等教育应对工作危机既需要立足现实更需要着眼未来。
面对智能技术驱动的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作危机，工业化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等级化。大卫•拉巴里（David Labaree）在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论述中曾写道：“分级制度（Stratification）是美国教育的核心所在。每个人都可以踏进这扇门，但经历却各不相同，他们也因此获得截然不同的社会利益。从这点上说，美国教育体系非常大众化，也非常精英化：普通人通过教育向前迈步的概率很大，但步子迈得很远的概率却很小。”（赫布•柴尔德里斯，2023，第53—54页）等级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是与工业社会等级化的社会结构相匹配的，而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则是由权力的不均衡或失衡导致的。未来智能技术的进步不但有利于在政治领域的平权而且有利于缩小人与人之间因为智商差异而导致的能力不均衡。在智能工具支持下，过去只有少数天才经过精英教育才能掌握的高深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智能机器或应用软件的协助下普通人也可以熟练应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和快速普及，传统的以筛选和竞争为主导的工业化高等教育体制远远落后于技术和时代的需求。那些通过考试可以测量的知识和技能在智能工具的冲击下日益失去重要性。然而，受绩效评估系统的强约束，那些难以测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等横向素养，在当下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仍然处在边缘地位。即便高级劳动力市场表现出对创新创业和创造力的偏好，现有高等教育系统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继续以学业考试或论文发表为标准来选拔并向社会输送高学历人才。当大量从高校毕业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无法充分就业时，政府和公众的第一反应仍是将之归咎于经济或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减缓，抑或人才培养质量不够高，并寄希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苏可以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抑或寄希望通过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人才。事实上，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问题或工作危机绝不只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也不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造成的，而主要是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结果。伴随技术-经济范式转型，创造同样的价值较之过去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不能再是简单地“找”工作而是要自己“创造”工作。找工作的前提是工作岗位存在，毕业生需要做的主要是人职匹配。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传统的制造业逐渐被数字经济取代或被数字化，在逆工业化和去专业化过程中，大量传统的优质工作岗位正在流失，工作世界中可以提供的标准雇佣岗位愈来愈少。这并不意味着工作世界对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没需求，工作世界对那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高创造力的人才的需求不但存在而且十分旺盛，甚至还愈来愈强。只不过，政府、企业和社会所需要的是极少数高创造力和高创新力的勇于创业的顶尖人才，而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能提供的主要是适合快速填充既有工作岗位的人才。
面对工作危机的日益逼近，主观上我们可以期望通过高等教育改革积极适应工作世界的变化，基于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世界需要创新人才我们就发动高等教育改革来培养创新人才。但事实上，高等教育系统是不是能够按改革者的主观预期运作，受高等教育者是不是能够按照教育者和管理者的期待成为创新人才是不确定的。人群中具有创新禀赋且适合数字经济的天才总是极少数的。“到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真正的机会，并对其加以利用：‘最后，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有着广泛的人生机会，另一个世界里却是被排斥’。”（奥利弗•纳赫特威，2023，第70页）无论何时、何地，能够带来颠覆性创新的天才的涌现都有偶然性，而不全是教育或培养决定的。如果我们想通过优质的教育把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培养成能够适应高科技产业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人才，那是荒唐的。操之不慎则会陷入一种创新的悖论，即我们愈想培养出创新人才，愈是无法培养出创新人才，愈是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愈想发起更加激进或进取的改革。才智的涌现，尤其是天才型人物的出现完全不可预测，那些具有颠覆性创新能力者甚至与既有的工业化教育系统不相容。“官僚体系的天才之处在于把天才融入了官僚体系，打消那些聪明、冒险的念头，统统埋葬在这一体系的安全构架之下。我们将标准化实践推行得越成功，高等教育的‘亚马逊’时代就越早到来。”（赫布•柴尔德里斯，2023，第188页）那些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天才人物或创新者无法靠高等教育系统发放的学历文凭证书或职称来识别，也无法靠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所授予的荣誉或奖项来预测。人的才能是生成的，无法人为设计。人在工作世界中能否实现创新创业创造受诸多不可控因素制约。创新创业和创造行为需要行动者的自主而不是被义务结构所驱动。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工作世界一方面表现出对创新的偏好，另一方面又以生产主义来看待创新，由于人脑无法按照生产主义的要求以标准化的模型持续生产出有创新性的成果，创新本身将变得愈来愈不可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与就业问题的焦点属性不同，当下的工作危机是系统性的。如果说应对就业问题需要的是政策或策略，那么应对工作危机需要的则是战略。为应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可以调整学科专业，也可以增删课程，但应对工作危机则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实现“自我转型”（self-transformation），并树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21世纪，人们的主要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大部分人来说，生活的重点是享受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只有少数人能有幸在他们相对较小且享有特权的职业领域中找到工作的最大意义，而多数人的需求更多的是在工作领域之外得到满足。”（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2024，第123页）以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为基点，以应对工作危机为契机，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走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对创新的迷思，从过度进取地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转向致力于每一个人的成功和人生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都必须破除“为拯救而工作”的信念，并把教育的重点从“为生计而训练”转移到实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J•曼蒂，L•奥杜姆，1989，第167页），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美德，而非为了劳动。当下，面对因工作世界变革而引发的工作危机，高等教育在价值观上要超越优绩主义、市场个人主义以及工作主义，积极适应并引领后工作社会的来临；在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持续强化工作主义只会给受教育者带来令人恐惧的压迫感，伤害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异化学习过程和教育的目的。在即将来临的后工作社会中，沿袭工作社会的工作伦理与文化不但无法化解工作危机而且还会加剧工作危机；唯有通过改变工作的定义并转变工作主义的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工作危机。真正能够化解工作危机的不是临时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或强化工作权，而是从制度安排上“终结”工作的必要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和工作世界的广泛应用，我们必须反思工作作为生活的中心是否合理，我们究竟为何而工作，是否为了工作而忘记了生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生产主义和工作主义是否适合作为美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现代人的人生观，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以经济主义和技术主义来推动高等教育中的科技创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基于经济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是否符合后工作社会的新工作伦理。
（作者：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