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教育体系优化进程明显加快，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政策行动。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尝试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改良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第二次是“升格版”的职业本科高校试点。从当前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意图来看，更多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并主张“异类”发展；但从中观层面的实际办学比较来看，二者更趋于“同型”。未来二者将会面临“汇合”还是“分流”的发展纠结，应从系统思维出发，采取分两步走的战略，在供给侧的政策连续性与需求侧的高质量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并持续优化教育体系。
关键词：教育体系优化；应用型本科；职业本科；政策供给；质量需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国家层面对于优化教育体系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强。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旗帜鲜明加快推进教育体系优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文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其中高等职业教育既需要专科层次，也需要本科层次，实现“中职-专科-本科-研究生”的一体化才可称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以及专科层次职业教育都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当时基本处于“缺位”的状态。因此，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
对于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国家在宏观政策供给层面主要进行过两次行动尝试。第一次是推动普通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可称为“改良版”的政策尝试；第二次是以高职高专为主体升格为职业本科高校（简称“职业本科”），可称为“升格版”的政策尝试。在以往的研究中，或侧重于供给侧的宏观政策分析，或侧重于需求侧的中观办学主体剖析，往往都不免有失客观。本研究试图两相结合，直面中观层面质量需求与宏观层面政策供给中的博弈与冲突，并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到合理的交汇点。在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上，本研究主要采取递进式逻辑，即试图先回应一个现实性问题：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在政策推动的产生历程中存在着“历史纠葛”，又在招生办学等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发生“正面交锋”，现实当中二者的角色定位到底如何——是“异类”还是“同型”？进而再重点探讨一个发展性问题：从长远来看，迈入教育强国及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阶段，政策供给侧和质量需求侧之间的博弈和匹配会更加充满张力，二者未来应当何去何从，是应“汇合”还是“分流”？本研究主要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以及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厘清二者历史渊源及发展异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索二者在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博弈之下的未来走向。
一、“改良”还是“升格”：宏观层面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两次政策行动尝试
（一）“改良版”的政策行动尝试：应用型本科转型
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决定》之前，应用型本科的提法就开始预热。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策文件相继颁布，多次强调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应以“应用型”为发展定位、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在此之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字眼屡屡出现在与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以及官方发布之中。201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闭幕式上提出要“鼓励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并强调将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建设应用型本科作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同年，教育部启动“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工作；在当年6月，国内35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成立了“应用科学大学（学院）联盟”，联盟以建设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为目标。2014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地方本科应用型转型方向得以明确。
2014年6月，备受关注的《决定》由国务院印发，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提及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并将此作为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的重要路径。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颁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确定了181所高校完全转型为应用型高校或部分专业进行转型。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初期，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还是在密集出台的相关政策中，都提出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方向是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并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可见在当时的情境下，作为供给侧的顶层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于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高校并纳入职业教育阵营中来的，对应用型高校的定义是具有职业教育偏向性的。不少转型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在尝试转变思路和重新定位，尤其是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不断与企业共同打造产学研基地以及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成长提供应用性更强的平台。
但在当时背景下，很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又对于转型后办学前景颇为担忧，多处于观望状态。因为从组织行为分析来看，中层组织对于忽然而来的转型政策及要求的心理建设不足，因此多不敢贸然行动或摇摆不定。加之在当时政策颁布之后，不少舆论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解读为“降格”，而民间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不仅会影响转型后的招生前景，未来还很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就业，导致办学者群体出于社会身份认知偏好而容易采取消极转型行为，因此应用型本科转型过程中常常出现“进退两难与左右摇摆的现象”。在多方博弈之下，后续的政策供给也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且刚性不足——转型以“引导”为主，即便已转型为应用型本科的高校也并无纳入职业教育阵营的明确说法。总而言之，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改良版”的政策行动尝试在运行过程中并不顺畅。
（二）“升格版”的政策行动尝试：职业本科试点及扩容
在第一次政策行动中，尽管不少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院校已经明确向应用型本科转型，但却又未能通过转型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这意味“改良版”的政策行动尝试遇到挫折，需要寻找新的政策思路。一方面，当时我国已进入到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促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仅有中职教育以及专科层次职业教育难以满足飞速发展的产业需求，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迫切需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和水平以培养大量符合新兴产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专科层次职业教育自身的“升格”需求也愈加强烈。多年来，职业教育一直处于缺乏本科层次办学的状态，因此在大众认知中更多是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低层次而非独立的类型教育。即便有不少高水平的高职院校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产教融合都广受好评，但就是因为长期停留在专科层次而显得尤为“憋屈”，因此这个群体也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天花板”。总而言之，不少高职院校对“升格”有着热切的期盼，既有提升办学层次以培养符合工业时代变局人才需要的外部动力，更有希望借此提升自身地位与改善公众对职业教育看法的内驱动力。
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决定开展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改革试点，符合条件的一些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先升格为“某某职业学院（本科）”，再批准设置为“某某职业技术大学”。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由此职业本科分批获得试点设立。在此过程中，职业本科主要有以下三种产生途径：第一，民办高职高专升格；第二，独立学院与公办高职高专合并完成转设；第三，高水平公办高职高专升格。2019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共计15所，而且全部是民办院校。在2020—2022年期间，又有17所学校通过教育部审批，其中也开始出现了公办院校的身影，职业本科试点学校达到32所。《实施方案》出台和实施最重要的意义是意味着“升格版”的政策行动尝试拉开序幕，多年来关于高职院校升格的需求在政策供给层面得以贯通，所释放出来的政策信号使得高职院校的办学热情大大提高。
当然，该政策行动尝试在近年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最主要便是社会及业界对参与职业本科试点的主要群体为民办高职存在疑惑和质疑，加上又缺乏真正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升格引领，社会公众对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还普遍持观望姿态，这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其发展壮大。而且，即便进入试点的院校，也多会因办学基础较为薄弱且办学时间短，在发展过程中既对自己的“试点”身份还存在担忧，也对国家对职业本科发展提出的“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的办学定位要求感到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近两年国家层面又明显加强了对高水平公办高职高专升格的力度。2023年作为高职院校龙头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升本，可视为拉开“扩容”序幕的标志性事件。2024年6月21日，教育部公布的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显示，全国职业本科高校共有51所。在2025年1月13日与15日，教育部网站分别发布两则《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其中有5所高校拟升为职业本科，有4所为新设职业本科高校。算上新增的9所职业本科高校，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大学数量已达到60所。
二、“异类”还是“同型”：中观层面的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实际办学比较
在供给侧的宏观政策出台及调整下，出现了两种以培养“应用型”或“职业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这二者的培养目标非常接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尽管在宏观政策层面意图强调二者的差异性，二者也都依据政策解释各自强调其在不同阵营中的定位及特色，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因此，本研究拟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师资、生源以及具体培养过程这五个常用维度对二者实际办学情况进行比较，并从以下两大方面进行研究设计：一方面，根据截至2022年参与试点的32所职业技术大学所在办学省份、学校办学性质以及办学类型（指综合类、理工类、艺术类等此种概念的类型），选取与之可比度较高的32所应用型本科，主要采用文本分析与数据分析的方法，重点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师资这三大维度进行分析探讨；另一方面，在广东省内选取应用型本科（S校）和职业技术大学（G校）各一所，主要以实地调研收集材料进行案例比较的方法，重点从生源以及具体培养过程的维度对二者进行比较。从以上五个维度开展比较研究所获得的主要发现如下。
（一）办学定位比较
通过对各32所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的官网关于其办学定位表述的梳理，借助高频词工具进行关键词频次对比，可以发现应用型本科在办学定位中主要强调以下几点：①应用型、地方性高校定位；②服务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立足地方，辐射全国；③高水平教学研究型高校，发挥学科优势；④向彰显鲜明办学特色的一流大学办学目标迈进。而职业本科则主要强调以下几点：①立足地方，为区域经济以及产业提供职业人才支撑；②为满足社会需求培养特色化、能力强的人才；③注重自身职业类型定位；④面向市场与产业，辐射周边，辐射全国。（见表1）
基于对办学定位的比较可见，二者都强调“地方性、区域性”，强调高校的社会功能，强调对接行业产业，立足于为经济社会以及产业培养人才，在定位上多出现“立足地方办学，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当然，二者在自身的类型定位上都强调各自的根本属性：应用型本科坚持“应用”属性，职业本科坚持“职业”属性。但是，“职业”与“应用”之间的边界似乎又是很模糊的，很多时候两者表达的是相近甚至相同的意思。
（二）人才培养目标比较
同样也是借助高频词工具进行关键词频次对比，可以发现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②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面向行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③强调培养实践能力强、知识基础扎实的高级专业型人才；④部分高校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职业本科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职业型技术技能人才；②注重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实践能力；③为社会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一线人才；④面向区域经济、面向区域发展，培养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⑤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在目标设定上也出现了应用型人才的表述。（见表2）
基于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比较可见，二者都强调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只是应用型本科更多加上了“应用型”的前缀定语；都强调面向区域和产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都出现了“一线人才”，职业本科在这方面的频次更高，而应用型本科则更强调学生知识基础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师资比较
在师资方面，主要通过对二者在“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重、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比重与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重这三个维度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前两个维度差异不大：从“双师型”教师占比分布来看，职业本科高校多在40%~50%之间，应用型本科多在30%~40%之间，职业本科数据略高；而从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分布来看，二者都多在30%~40%之间，占比也相当接近。但在高学历教师占比方面二者差异相对明显：职业本科集中在40%~60%，应用型本科集中在70%以上。这可能与应用型本科在本科层次办学时间普遍更长，且长期以来更重学术基础有较大关系。
（四）生源比较
由于难以在官网中获得较为有效的生源比较信息，因此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取信息并进行比较。一方面，从当前升学政策进行比较。学生都可以通过专升本和普通高考两种入学途径进入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而职业本科还多了一个通过春季高考升读的途径。但整体而言，二者生源来源差异不大，尤其同为民办性质的学校，录取分数水平比较接近。另一方面，通过进行实地调研后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目前应用型本科面临的招生压力相对较小一些，而职业本科整体上面临的招生压力较大。如G校招生办主任在接受访谈时一直表示“招生难”，因为社会对“职业”长期以来的偏见导致不少家长与学生对职业本科未来发展前景都缺乏信心。加上试点的职业本科多为民办背景，收费普遍较高，招生压力自然更大。
（五）具体培养过程比较
在对二者具体培养过程的比较中，主要通过对两所学校的实地调研，对其课程、教学等实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二者在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比较注重校企合作与学生的实践实习。其中，S大学实习课程学时占到了30%以上，而作为职业技术大学的G校的实践课程学时则超过了50%。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程度上的不同：在课程内容上，应用型本科比职业本科更注重理论教学以及学生知识系统性；在教学方式上，职业本科比应用型本科更加注重具体岗位对能力的需求，实践融入教学的程度更高，在校企合作方面特别是在企业专业人士进学校进行实践教学方面的投入程度更高。如S大学某专业教师在受访中便谈道：“我们专业在教学的过程中，课堂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实习就是实习，分得比较开；而职业本科有一类课程就是在学生实习过程当中完成的，学是在实践当中学，不只是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学，感觉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没有那么深入。”
（六）同大于异：二者整体上更趋于“同型”
从中观层面的实际办学比较来看，二者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生源、师资以及具体培养过程这五个维度上虽皆有一些细微差异，但整体上同大于异。在办学定位方面，二者都强调立足地方、区域办学，两者各自表达的“应用”属性和“职业”属性也很为接近；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二者都强调为区域经济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只是应用型本科更强调知识基础而职业本科更侧重专业技能；在生源方面，二者生源来源途径和范围相近，职业本科比大部分应用型本科多了春季高考的升学渠道，但在招生压力上比后者更大；在师资方面，二者在“双师型”教师以及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方面相差不大，在高学历教师占比方面具有一定程度差异；在具体培养过程方面，二者都注重校企合作以及学生的实践实习，相比之下应用型本科更注重理论教学以及知识系统性，而职业本科在培养学生适应具体岗位对能力需求方面更为投入。
三、“汇合”还是“分流”：在政策供给侧与质量需求侧互配进程中两种本科的纠结
根据以上研究，从宏观层面政策设计意图来看，对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是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并主张“异类”发展的；但从中观层面的实际办学比较来看，尽管二者有一些差别，但整体上更加接近“同型”。那么，从长远来看便面临一个颇为纠结的发展性问题：未来二者在教育体系中到底如何归类，是“分流”还是“汇合”呢？政策供给侧与质量需求侧之间的相互匹配是一个复杂过程：比如应用型本科转型，供给侧的政策思路看似既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同时又满足民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为何并未直接导致这部分高校转型并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要部分这一理想结果呢？关键原因在于未充分考虑到地方本科院校这一庞大群体自身的需求，从普通本科转向职业本科可能不但不能为其带来额外受益，反而容易陷入“隐性降格”之忧。同样道理，在“改良版”与“升格版”皆成事实并继续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无论主张二者未来是走向“汇合”还是“分流”的思路，都不免会在政策供给侧和质量需求侧互相匹配的动态进程中不断纠结。
（一）关于“汇合”的认识分歧与政策纠结
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都不乏将两种本科“汇合”的设想与思路，但内部又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也代表了各自的利益立场：一种是坚持以职业本科为主体，认为我国“双高计划”学校是高职专科教育中质量、条件、规模均处于领先位置的群体，因此应以此群体为基础升格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乃最佳选择，并以此为主体吸纳愿意转入职业教育阵营的应用型本科；另一种则坚持应用型本科为主体，提出要以应用型本科教育统领职业教育，并带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壮大。但从目前的政策实践来看，以任何一方为主并再行“吸纳”甚至“吞并”的方式都遭受巨大阻力。
一方面，当前职业本科还面临着较为明显的“身份危机”，真正发展壮大尚待时日。尽管目前政策供给层面大力发展职业本科，但从民间质量需求层面而言两者的匹配度还不高。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整体上属于“供给主导型”，这在“有学上”的需求阶段供给和需求还相对匹配，但进入“上好学”的需求阶段后民间对优质高等教育需求越来越旺盛，则容易出现需求结构失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的结构性过度和结构性不足同时并存的情况。尤其职业教育与层级化的社会职业系统的对应关系以及当下我国的社会阶层状况，造成职业教育不免还是被贴上了低等教育的标签，其在社会符号认知上被严重贬抑。因此尽管国家通过政策和立法的方式反复强调职业本科的重要地位，但在民众朴素的认知中，当前考上职业本科更多只是解决了“有学上”的需求，但离“上好学”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加之最先试点的又多为民办院校，自身暂难较好回应民间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并获得良好就业机会及体验的高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如由职业本科“吸纳”应用型本科实施“汇合”，依然还是面临着层级不对等的问题。而且从之前的“改良版”政策尝试来看，“吸纳”应用型本科来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所遭遇的阻力非常大，应该避免政策“翻烧饼”带来的震荡。
另一方面，若由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主进行“吸纳”，则又违背当前政策的本意。因为当前应用型本科一直还是在普通高校的阵营，如由应用型本科“吸纳”职业本科实施“汇合”，之前系列政策推行中所主导的“职业”属性恐将难保。而且，虽然职业本科在办学前期不可避免会模仿应用型本科办学，但在调研中也可发现，职业本科的身份危机和特色意识普遍还是较强，并普遍采取较为积极的行动措施以追求自身特色道路发展。因此，若在此阶段推进“汇合”，可能颇有“拉郎配”之嫌。在二者都尚未形成较鲜明特色之时，“拉郎配”更容易导致走上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老路。
（二）关于“分流”的政策走向与实践困境
从当前来看，研究界尤其是职业教育研究界更多持“分流”的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不同：职业本科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标准，职业学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参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里面规定了职业岗位和相应的职业能力要求。由于职业本身具有跨学科性，因此职业本科更加强调复合型人才培养。不同于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的逻辑起点是学科专业标准，其人才培养方案要达到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专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而从宏观政策意图来看，当前国家层面也更加倾向于有意将二者定位为不同类型各自发展。可是在以上关于二者实际办学的比较中又可发现，虽然各自强调自身的根本属性，但“应用”与“职业”的分野并不明显，目前二者应是同大于异。也有学者认为，事实上职业本科应是应用本科的一个亚类，是培养职业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其相对应用本科而言更重视职业高级能力培养、现场实践教学和职业素质养成。因此，尽管政学两界探讨中皆多希冀将二者进行“异类”表述，但实际上又都颇为勉强，甚至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另外，从政策实践走向来看，如果过于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别差异，甚至将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类别当作一个缺乏相互连通机制的独立体系来建设的话，虽可能使保障体系相对独立但无法更好改变其低水平的瓶颈。因此，“从长远来看,构建作为类型的、与普通教育完全分离的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并不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实际上，关于对二者作为“异类”的表述或“分流”论调更多是针对我国当下现实情况的一种实然性分析，并非一种应然性分析。目前我国应用型本科依然还处于转型探索期，离理想的应用型本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职业本科则更是处于刚刚起步的试点状态。在“分流”政策导向下实际效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根据数据测算，这意味着到2025年后，职业本科教育每年招生将达50余万人，其招生规模将超过2021年的十倍。但在2023年，只有作为高职院校龙头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升本；2024年之后高职升本的步伐倒是明显加快，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大学数量已达到60所。即便如此，目前职业本科离每年招生数50万人的测算还有相当大距离——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职业本科院校当年招生数继续攀升，但也仅为8.99万人。而且，即便大规模升本后实现大规模招生是否也会面临社会对其培养质量的质疑，其“身份危机”是否也难以得到减缓……这些都还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基数更大、基础相对更好的应用型本科，也只是因为更早获得了本科教育的“合法性身份”，其“身份危机”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当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高等教育的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走向“买方市场”之时，应用型本科如果没有更加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更高的办学质量，也会面临同样的危机。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分流”引导的政策背景下，二者依然会面临共同危机，只是危机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四、先“分流”再“汇合”：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优化两种本科角色定位的两步走战略
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如何更好优化两种本科的角色定位并互补发展，将是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点。未来无论是从更好满足未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来看，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都应该发展成为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但又各具价值的教育类型。202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将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并推进差异化发展，这为这两种本科中长期发展的角色定位和办学走向提供了明确方向。因此，应从系统思维出发，既要坚持供给侧的政策连续性和阶段性，也要尊重需求侧的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动态需求。结合以上分析进行科学研判，分两步走战略更加贴合办人民满意教育以及优化教育体系互相匹配的发展性要求。
（一）第一阶段应更加侧重回应民众质量需求，推动二者竞合促进“分流”发展，尤其壮大职业本科的力量
如前所述，当前政策走向更加倾向于有意将二者“分流”发展。但“分流”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战，而是应该推动二者实现竞合发展。良性竞合关系形成的前提也在于二者之间能够构成“等值性”，目前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在整体上的“等值性”还有差距。因此，在此阶段应重点壮大职业本科的力量，提高其办学质量及社会认同度。一方面，是规模数量上的壮大，需要推动更多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当前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是需要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对民众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做出积极而响亮的回应。而从民办高职升格而来的职业本科主要群体尚不太具备回应这种质量需求的实力和声望。另外，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态势将很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未来高等教育越来越进入买方市场，学生和家长对本科高校的选择偏好可能还会持续加强。因此，在以公办高职为主的“双高”示范校群体中筛选出更多的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较优解。
另一方面，是质量水平上的壮大，尤其是通过提升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产生对促进应用型本科办学水平的“鲶鱼效应”。在2023年便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当年才由高职专科升格为职业本科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首次在本科批次招生就成为录取榜上的一匹“黑马”——该校在2023年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最低分555分，力压广东不少老牌本科院校。最低录取排位与广东工业大学基本相当，超过汕头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东财经大学等省内高校。其中不乏已经跻身“双一流”的高校，而大部分已经明确定位为应用型本科的广东高校更是被“一步超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一上线就走高”的亮眼招生表现，本身也是展现其多年教育成果的“成绩单”。因其在专科层次时便具有强烈的产教融合特色，既高度服务于珠三角产业发展需求，又很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高质量就业需求。作为职业本科“新贵”对应用型本科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是空前的，这些高校的危机意识一下子就提高了几个量级。如果不真正用心做好产教融合以更好回应学生的质量诉求，还在学术锦标赛制的“卷”中迷失方向，应用型本科显然也会面临更强力的挑战和更深刻的危机。因此，高水平高职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本科会成为一条又一条“鲶鱼”，刺激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竞合发展，并将激发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二）第二阶段在二者都得到较充分发展后，应把握机遇促进其“汇合”成为同一类别的应用科学大学，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真正落地
在二者都得到较充分发展后，政策供给侧和质量需求侧的相互匹配度将会更高，应当把握结构调整的机遇期。笔者在前期研究中曾提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后民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愈加强烈并愈加多元化，因此不能为实现高等教育分类的理想性政策目标而冒进改革，应当兼顾已经在大众化发展阶段建立的以分层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基础和国民心态基础，在普及化初期建立一种“层类交错”过渡性体系更符合理性。但过渡性体系更多是在改革缓冲期发挥作用，适应普及化时代需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还是应当实现从金字塔层次向多元化类型的真正转轨。而随着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和考生“用脚投票”的竞争筛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很可能会产生一轮大洗牌。一些办学质量差、就业质量低而难以回应民间质量需求的院校会被自然淘汰或缩减办学规模；而更多在竞争中产生真正特色的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将自然获得学生青睐并逐步巩固品牌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二者走向“汇合”的条件已经更加成熟，适宜在政策供给层面考虑如何推动“汇合”了。
在这个阶段，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中的大部分院校应都具备了服务于人的职业发展和产业应用的较高水平需求，其功能定位与研究型大学比较起来也显得更加泾渭分明。这可能更类似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状态，德国通过颁布和修订《高等学校总纲法》，明确了应用科学大学的法律地位，将“不同但等值”作为界定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关系的核心价值，从而推进高等教育体系从单一性向双类型转型，并积极回应了新生产力变革带来的教育需求。进入到此阶段，在民众心态上也应已产生了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之间“等值性”的集体认知，在此基础上应当在政策结构上加力促进这两种本科找到交汇点并实现殊途同归，为未来社会培养高级应用型职业人才。因此，在此阶段应当推动二者走向“汇合”成为同一类别的应用科学大学，并且可以以专业学位设置作为二者交汇的重要标志，根据此类院校不同水准评定其是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一方面区别于以研究型定位的本科高校，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使高等学校类型更为多元化、层次更为丰富，并具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和互通机制，以此实现教育体系的高质量优化。
另外，分两步走的战略，还要考虑时间节点如何判定，这方面可参考教育内外部环境及顶层设计政策背景进行综合考虑。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围绕建设目标提出了具体时间节点：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当然可以作为时间节点的首要遵循。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主要时间节点中，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更符合两种本科从“分流”到“汇合”的发展需要和走向成熟态势所需时间。因为2025年到2035年刚好十年时间，这也是两种本科发展壮大的重要机遇期。尤其是职业本科迫切需要在这个机遇期提升规模及质量，积极回应民间质量诉求并为其正名。当然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即必须尊重教育的内部规律，根据二者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科学评估，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强力推行政策调整。教育强国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自身既具有独立身份，同时又会对整个体系的组织结构和行动实践产生某种集体性理解或系统性集成。因此，应当坚持系统思维，同时对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侧与中观层面的质量需求侧进行动态的科学评估，寻找到二者之间达成较佳匹配度的平衡点，这才意味着结构调整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总而言之，从层次到类型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不但能对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产生强大的牵引作用，更将能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并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作者：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彭昕红，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科员；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