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程教育评估是建设高质量工程教育体系的有力保障。为全面探究我国工程教育的现状、差距和潜力，亟需构建多维度和可比性的全球工程教育发展指数。本研究通过分级等权法构建了工程教育发展指数体系，对23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程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发现“我国工程教育体系在2012-2022年间呈现出量质并举、结构优化、支撑增强、潜力凸显的良好发展态势”，“相较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工程教育发展潜力突出但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支撑能力偏弱”，“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该国制造业水平呈现中度程度的正相关但在相关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提出了“优化工程教育结构，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前瞻性布局新兴工程学科，建立大中衔接的工程人才培养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工程教育发展指数 教育规模 教育质量 支撑能力 发展潜力
（一）我国工业化发展与工程教育体系的动态匹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1] 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6.06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8.26万亿元，占比38.3%。[2] 中国工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工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55%，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此外，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新基础设施加速推进，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与此同时，建国以来，我国工程教育体系经历了“学苏联”“学美国”和“中国特色发展”三个阶段，基本对应“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3,4]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体系，持续为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工程人才提供源头活水[5]。2022年，本科层次的工科录取人数为166.2万，占全国普通本科总招生（以高校发放录取通知书数计）的35.5%；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工学门类分别招收39.4万人和6万人，占全国总招生人数比为35.8%和43.0%。[6] 在新工科建设的推动下，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新型工程教育模式不断出现[7]，产学研创协同育人机制加速完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日渐成熟，[8]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体系正在加速推进工程科学创新、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用协同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9,10]
（二）全球视野下评估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在面向2035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下，亟需系统性评估我国工程教育系统在全球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地位、优势、劣势以及发展潜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三个核心研究问题：①如何构建全面反映工程教育发展水平的多维指标体系，以实现对全球工程教育系统的横向比较？②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水平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③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家工业化水平是否呈现显著正相关？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构建多维度的全球工程教育发展指数，为加快推动我国高质量工程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战略指引。
二、工程教育发展指数的核心概念界定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之间具有强关联性，人均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也是推动知识产出和技术创新的关键。[11] 本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工程教育发展的内在契合性，认为一个国家的工程教育系统通过显著提升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和知识扩散能力加速了工程人力资本的积累，制造业产业投资通过提升技术就业偏好进一步增加了对工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达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12] 可见，高质量的工程教育体系和工业化发展潜力是现代化国家的内生驱动力。因此，本研究基于全球标准化数据，从国家或地区工程教育的普及程度、整体质量、产业人力资本积累和持续发展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教育规模、教育质量、支撑能力和发展潜力四个一级指标，并采用分级等权法计算权重[13]，初步构建了“工程教育发展指数”。相关定义如下：
1.教育规模反映国家或地区工程教育的普及程度和相对规模
2.教育质量反映国家或地区工程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学术水平
3.支撑能力反映国家或地区所积累产业人力资本的丰富程度
4.发展潜力反映国家或地区教育和产业持续投入和生源储备
三、全球工程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
本研究基于全球工程教育发展评估的需求，构建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在一级指标构建层面，主要包括教育规模、教育质量、支撑能力和发展潜力四个维度；在具体的二级指标构建上，教育规模评估采用了高等工程教育均值规模等指标，教育质量评估采用标准化文献计量数据和全球大学学科排名[14]，支撑能力评估采用了R&D人员密度、工业就业人口占比等指标，发展潜力评估主要采用了教育投入占比和研发投入占比等指标。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权威机构和国内统计年鉴，如经合组织教育概览、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Web of Science等，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全球可比性（如表2所示）。受到数据更新的时效性所限，本指标总体上以2022年度数据为主，对于2022年数据缺失的指标，则选用可获取的最近年份数据替代。在样本选择上，基于2022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排名（以2015年美元计价，世界银行公布），选取了排名前30位国家，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7个国家后（包括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土耳其），最终确定23个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表 2 指标数据来源
在数据处理方面，本研究采用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方法对所有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分布在[0，1]区间内，随后按照设定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最终得分。处理公式如下：
其中Xi为i国家在指标X里的原始数值，Xmax代表整组X指标里的最大值，Xmin代表整组X指标里的最小值。
综上，本指标体系主要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建立了全球动态监测机制，可以进行标准化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二是采用国际和国内权威数据源，采集客观数据确保了指标的可比性；三是注重工程教育系统与产业要素投入的有机结合，突出了工程教育的实践导向。该指标体系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如某些重要但难以量化的教育质量指标（如工程技术能力）尚难以纳入评估范围、各指标权重的设定标准有待改进。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我国工程教育整体发展趋势与现状
整体来看，2012-2022年间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历程呈现出“量质并举、结构优化、支撑增强、潜力凸显”的整体特征。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若干深层次挑战。一是发展动能转换面临挑战，工科生源增长放缓，反映出工程教育吸引力有待提升；二是国际合作水平明显波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不足，显示出全球开放机制和产学研协同机制亟待完善；三是创新效率增长趋缓，表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革新，特别是在提升大学生原创性思维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方面。
1、教育规模
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中国工程教育规模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如表3所示）。工科本科毕业生人数从964583人增加到1269173人，增长了31.6%；工科博士毕业生人数也从17890人增至22033人，增长了23.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29.3%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72.0%，增长了145.7%，其快速提升表明中国正在加速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迈进，这为进一步扩大工程教育规模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工科本科和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有所放缓，反映我国工程教育资源的瓶颈效应开始显现，或者部分反映了学生专业选择多元化的趋势。需注意的是，本研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机构UIS报告数据，该指标统计口径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略有差异，从全球数据的可比性考虑，本研究最终选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来源。
表 3 2012、2017及2022年工程教育规模指标
2、教育质量
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整体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如表4所示）。从SCI工科一区杂志论文占比来看，中国占比率从46.22%增加到57.17%，增长了23.7%，反映出中国高校工程学科科研产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从泰晤士工程学科排行榜前50高校数来看，中国入选榜单的高校数从2所增加到6所，表明中国顶尖工程院校的国际认可度明显提升（在世界三大学术排行榜这一指标中，QS与US News缺少往年工程学科的单独排行，故此处分析选取了Times排行榜前50高校数作为替代）。然而，中国在SCI工科论文国际合作占比和SCI工科论文产学合作占比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如中国的SCI工科论文国际合作占比在2017年达到峰值27.95%后出现显著下降，2022年下降至21.72%，甚至低于2012年的水平；SCI工科论文产学合作占比则在十年间基本保持稳定，仅从2.71%微增至2.86%。这种不平衡发展趋势凸显了我国工程教育质量持续提升面临的诸多挑战，即尽管顶尖工科高校数量和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持续增加，但是中国工程教育体系尚未建立起“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协同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此外，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科技竞争加剧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工程教育领域国际学术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例如研究表明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的中美合作学术成果自2016年起大幅下降。[15]
表 4 2012、2017及2022年工程教育质量指标
3、支撑能力
纵观2012至2022年，我国工程教育支撑能力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如表5所示）。从每百万人就业人口R&D人员数量来看，中国从1014.312人增加到1584.865人，增长了56.2%，反映了中国在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持续投入。从每百万美元产值专利申请数来看，中国从395件大幅增加到1037件，增长了162.5%，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然而，中国的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从2012年的30.30%略微下降到2022年的28.24%：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即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变化过程。尽管如此，该数据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工业化能力为主导的经济体。
表 5 2012、2017及2022年工程教育支撑能力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单位产值专利申请数在近五年增速显著放缓，这可能表明创新效率面临若干瓶颈，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能多样且相互交织：如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深水区，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面临转型压力，也要求工程教育体系更快速、更精准地响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欧美国家对技术合作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了我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策略，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内涵质量和战略性布局。上述因素凸显了我国工程教育体系在提升可持续创新能力和应对国际社会挑战的迫切需求。
4、发展潜力
纵观2012至2022年，我国在工程教育和产业双端的投入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积极趋势（如表6所示）。从高等工程教育投入占GDP百分比来看①，中国从2.54%稳步增长到3.10%，增长了22.0%。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对高等工程教育的持续重视和投入加大，为工程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质量提升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从R&D投入占GDP百分比来看，中国从1.91%增长到2.41%，增长了26.2%，也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高等工程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和扩大教育规模，而R&D投入的增长为工程教育提供了更多产业实践和研发创新机会，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这种双线增长的趋势表明，我国正在构建一个日益完善的工程教育和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最后，由于PISA数学与科学测验缺乏往年数据，故不纳入中国的纵向数据分析。
表 6 2012、2017及2022年中国发展潜力指标
（二）与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横向比较及其差距
1、教育规模
尽管中国工程教育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但在2022年人均教育规模一级指标的全球排名中，中国仅位列第17位，归一化后得分为1.0，与领先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见图1）。韩国以2.7的高分位居榜首，澳大利亚（2.3）、瑞士（2.1）、爱尔兰（2.0）和瑞典（2.0）紧随其后。
图 1 教育规模指标排名前五国家与中国得分比较（2022）
具体而言，中国每年每万人口工科本科毕业生人数为8.99人，低于韩国（17.19人）和德国（11.04人），但高于美国（6.99人）和日本（7.02人）。每年每万人口工科博士毕业生人数方面，中国为0.156人，显著低于瑞士（0.869人）、瑞典（0.854人）和韩国（0.805人）。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中国为72%，低于澳大利亚②（106%）、韩国（103%）和西班牙（95%）。上述数据对比表明，相对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我国高质量工程人才的相对培养规模仍然存在明显不足，高等教育结构和学科布局亟需进一步改善以满足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需求。
2022年我国在教育规模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全球横向比较如图2所示（箱型图上下限分布对应75%分位点和25%分位点，横线代表中位数）。数据表明中国工科博士生教育相对规模显著低于中位值。因此，我国需要持续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范围，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特别是应当显著提升工科本科生教育、工科博士生教育的结构占比，从而提升在工程教育均值规模上的竞争优势。
图 2 工程教育规模均值指标的全球比较（2022）
2、教育质量
在2022年教育质量一级指标的全球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4位，归一化后得分为1.3，与领先国家仍存在显著差距（见图3）。美国以2.4的高分位居榜首，沙特阿拉伯（2.4）、瑞典（2.3）、澳大利亚（2.1）和英国（2.0）紧随其后。
图 3 教育质量指标排名前五国家与中国得分比较（2022）
具体而言，中国在SCI工科一区杂志论文占比方面表现较好，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低于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在SCI工科产学合作论文占比上，中国为2.86%，显著低于瑞典（10.93%）和日本（8.21%）。SCI工科国际合作论文占比方面，中国为21.72%，远低于沙特阿拉伯（82.75%）和爱尔兰（77.70%）。在三大排行榜中工程学科前100名高校数量上，中国入选49所，仅次于美国的77所，远高于其他国家。
2022年我国在教育质量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全球横向比较如图4所示。从数据来看，中国工程教育优势方面体现在SCI工科一区杂志论文占比显著高于均值，体现了我国工程学科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在国际三大排行榜中工程学科入选前100位的大学数量持续领先，反映了工程教育规模效应和质量提升带来的优势。差距方面体现在我国工程教育国际化和产学研合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即SCI工科论文的国际合作占比和产学研占比偏低，其中国际合作论文占比排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全球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在过去四十年显著增加[16]，且能够在提高学术知名度的同时产生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7,18] 因此，加强工程学科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深化产学研协同是实现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图 4 工程教育质量指标的全球比较（2022）
3、支撑能力
在2022年支撑能力一级指标的全球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5位，归一化后得分为0.80，与领先国家存在显著差距（见图5）。韩国以2.9的高分位居榜首，德国（2.4）、瑞士（2.3）、瑞典（2.3）和奥地利（2.2）紧随其后。具体而言，中国每百万人就业人口R&D人员数为1584.865人，虽然较十年前有显著增长，但仍远低于韩国（8713.594人）和瑞典（7930.181人）。工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比为28.24%，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每百万美金产值申请PCT专利数为1037件，仅次于韩国（3559件）和日本（1749件），显示了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快速提升。
图 5 工程教育支撑能力排名前五国家与中国得分比较（2022）
2022年我国在支撑能力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全球横向比较如图6所示。数据表明我国工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比较高，每百万美金产值专利申请数较多，印证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然而，我国高层次工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每百万受雇人员中R&D人员数以及高技能雇员占比显著低于韩国、德国等领先国家（大约为韩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二分之一），难以充分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除前述工科博士毕业生数显著低于样本国家中值外，高质量工程人才在就业环节的流失现象也是造成结构失衡的一个原因：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失业率仍相对较高，且大多数中国工科博士生最终未从事研发相关工作。[19] 这可能是因为在博士生学习项目中缺乏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关键技能，或者是因为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整体规模较小，尚无法吸纳大量的工程科学家或技术企业家。总体来看，我国工程教育在支撑能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高质量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图 6 工程教育支撑能力的全球比较（2022）
4、发展潜力
在2022年发展潜力一级指标的全球排名中，中国表现突出，位列第5位，归一化后得分为1.47，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见图7）。荷兰以2.1的高分位居榜首，韩国（1.9）、瑞士（1.8）、和瑞典（1.7）紧随其后。具体而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投入占GDP百分比②虽低于荷兰和瑞士等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R&D投入占GDP百分比为2.41%，虽然低于韩国（4.80%）和瑞典（3.49%），也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PISA科学测验成绩方面③，中国以591分的高分遥遥领先。
图 7 工程教育发展潜力排名前五国家与中国得分比较（2022） 2022年我国在发展潜力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全球横向比较如图8所示。总体来看中国工程教育展现出强劲的潜力。一是我国PISA数学和科学成绩名列前茅，反映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生源储备质量优秀；二是教育和研发双端的投入占比持续增加。需注意的是，财政投入的持续增加并不等同于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仍是我国工程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图 8 2022年我国在发展潜力一级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全球横向比较 （三）小结：我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
全球比较视野下，我国工程教育系统整体上呈现出“绝对规模巨大、相对规模偏弱、教育质量跟跑、支撑能力较好、发展潜力突出”的核心特征。从优势看，主要在三个方面领先：一是绝对教育规模基础雄厚，每年培养的本硕博工程学科毕业生均位居世界前列；二是工科高校整体实力突出，进入全球工程学科前100名的高校数量仅次于美国；三是发展潜力突出，PISA成绩领先、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彰显了强劲的内生潜力。从短板看，主要存在三大差距：一是高质量工程人才的相对规模偏小，工科博士毕业生密度远低于世界领先国家；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不完善，产学研协同和国际科研合作水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差距明显；三是工程人才结构和培养质量与产业创新需求不匹配。
本研究将中国和工程教育发展全面强势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瑞典和瑞士）在各一级指标上的得分（阴影部分）与该项前十样本平均水平（实线部分）进行对比分析（见图9）。结果表明工程教育发展强势国家在四个关键维度（规模、质量、支撑、潜力）上均表现出色，整体上领先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中国仅在发展潜力方面表现突出，而在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支撑能力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图 9 领先国家得分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的对比（2022）
（四）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总体水平的内在关系：复杂性与多样性
为了回应第三个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个国家的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该国工业化总体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对23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程教育发展指数排名与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排名进行了对比分析（见图10）。
图 10 工程教育发展指数与国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排名对比
整体来看，工程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80，回归分析的决定系数（R²）为0.64。这一数据表明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现代化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大约64%的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变异可以由工程教育发展水平来解释。基于此高度关联性，本研究依据每个国家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与回归线的相对位置将23个国家分为高度匹配、教育领先和制造业领先三组依次进行分析。
一是高度匹配组。该组包含工程教育与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均衡发展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相关系数位于回归线附近。其中，美国、加拿大、中国、西班牙、波兰、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表现较为典型。特别是中国的案例值得关注：其工程教育发展指数排名第14位，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排名第14位，几乎完全落在回归线上。这种高度匹配性表明中国的工程教育发展水平与其当前制造业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但也提示中国在工程教育质量和产业支撑能力两个维度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有必要进一步在提升工程教育质量和制造业效率方面同步发力，以实现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关键目标。其他位于回归线附近的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等，尽管整体排名相对靠后，但也展现出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协调性。
二是制造业领先组。该组为制造业现代化水平显著优于工程教育发展排名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相关系数均位于回归线的下方，即更靠近横坐标。爱尔兰的偏离最为显著，该国位居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排名榜首，而工程教育发展则排在第10位。此外，日本、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制造业强国也属于这一类别。这些国家普遍具有深厚的制造业传统，在特定领域建立了显著优势：这种模式表明，卓越的制造业表现可能源于长期积累的产业优势，而不一定完全依赖于当前的工程教育发展水平，同时也暗示这类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潜力不足。
三是教育领先组。该组为工程教育发展水平领先于制造业现代化程度的国家，每个国家的相关系数位于回归线的下方，即更靠近纵坐标。本组以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最为典型，其中澳大利亚的偏离程度最大。这类国家在工程教育方面投入相对巨大，建立了高质量的工程教育体系，但这种教育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相应的制造业竞争力。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这类国家的产业结构单一化特点，或是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是处于制造业衰退期。
五、加快建成世界工程教育强国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教育规模：稳定工程教育规模，优化工程教育结构
一是稳定工程教育发展规模。全面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实时跟踪工程教育规模变化趋势。到2035年，保持工科类本科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占全部本科生比例稳定在35%左右。二是优化工程教育层次结构。制定弹性调控政策，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适度调整招生计划，确保工程人才培养规模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大幅提高工程类博士生人才培养比例。三是动态调整工程教育学科结构。赋予“双一流高校”和行业特色大学按照国家战略亟需和地方产业人才需求的动态变化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的权限，定期进行学科评估，动态调整学科结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需求。
（二）教育质量：深化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培育工程科学家和技术企业家
一是深化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加快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定期召开政产学研协同育人联席会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鼓励企业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过程，推动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向高校开放先进实验设备和研究平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协调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等利益相关者多主体联合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促进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二是加快培养工程科学家和技术企业家。重视加大应用牵的基础研究投入，全面提升工科教师和学生的工程胜任力，在创新解决工程科学问题中培养一批工程科学家和实现重大工程科技创新、促进原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企业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工程院牵头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潜力的青年工程人才，完善工程科学家和技术企业家培养体系，强化创业孵化支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三）支撑能力：面向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构建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面向战略新兴产业需求前瞻性布局工程人才培养方向。建立产业需求预测机制，定期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分析。面向普通本科高校，增设“强工计划”，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急需的工科专业纳入序列，畅通工程人才培养的多维度路径。二是在《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加快形成相关政策法规的操作性工作指引，积极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办学模式的体制机制改革，明确企业自主办学的条件、程序和管理办法，鼓励符合资格、条件具备、社会责任强的高科技龙头企业（含民营企业）构建以企业为主、高校、政府协同的工程硕士、工程博士人才培养机制。
（四）发展潜力：建立“大中衔接”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主动塑造工程思维和工程伦理
一是建立大中衔接的工程人才培养机制。打破“唯分数”的招生选拔体系，建立“中学-大学”一体协同的联合培养机制。赋予高校人才选拔自主权，在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增加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估，如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建立中学与大学有机衔接的联合培养项目，如开设工程预修或辅修课程、组织暑期夏令营等。二是强化中小学生的工程思维培养。面向中小学开设以动手能力为主的“工程设计”类导论课程，制定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确保课程内容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以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全面培训中小学教师，提升STEM教育教学能力，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参与中小学工程教育，丰富学生的工程学习体验。
（作者简介：王淙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工学博士；梁莹，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炜，浙江大学科教战略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