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之一，必须自觉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有效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国家综合实力跃升。纵观国际历史，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程可分为战后恢复时期、快速融入时期、战略核心时期三个阶段；横看各国实践，研究重点分层明显、政府财政资助充足、人才政策保障到位是其主要举措。深入推进我国高校融入战略科技力量，应整合研究布局和项目规划，统筹战略科技攻关方向和重点；完善资助制度，支撑战略科技攻关协同发展；优化人才机制和产学措施，强化战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关键词：高校科技研发；战略科技力量；资助制度；人才机制
当前国际国内局势纷繁复杂，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战略力量”一词原用于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是国家安危和军事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科技力量的统称。［1］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中坚力量［2］，在二战中是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利器，战后也是各国建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战略因素。纵观世界历史，每一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变革和国际地位重塑，科技是决定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3］2022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史进程
高校成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主体，并非一蹴而就的。基于战争、历史原因，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四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比重也有差异。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是主要的战略科技主体，尤其是早期崛起的军事大国一般将科学政治化，如德国①、苏联等［4］，英国也设立了政府实验室开展服务于战争的科学研究。随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才逐步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并成为主体之一。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承担着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多重研发创新职能，对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5］尤其近些年，高校对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影响愈加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1.战后恢复时期：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初步显现
二战后，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Iron Curtain Speech），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美苏博弈的两极格局逐步形成。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的重点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率先在高校布局战略性科研计划。首先，高校公开加入国家重大战略研发计划并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二战时在“曼哈顿计划”的支持下，美国能源部已开始在高校秘密建设核武器实验室，即时称“Y地点”（site Y）的阿拉莫斯实验室。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②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并被国防部用来计算弹道和研制氢弹。这些都是美国高校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标志，此后美国高校正式全面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尤其是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后，1958年美国国会旋即通过《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和《国防教育法》，并于1960年启动了“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其中就以合同的方式雇用了大量高校、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次，依托高校建设的一批实验室成为国家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与高校合建实验室、研究中心作为“曼哈顿计划”重要举措的延续被大范围推广，美国能源部等部门牵头在高校中组建了一批国家实验室，聚集了一流的研究队伍和先进设备，成为美国完成重大科研使命的主要力量。如1958年美国国家航天局成立并重组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为喷气推进实验室，1962年能源部与斯坦福大学合建国家加速器实验室、1967年与芝加哥大学、大学研究协会合建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美国系列国家实验室由联邦政府实验室、大型企业实验室、高校实验室及合建实验室共同组成。最后，高校中产生一批创新成果成为助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1958年激光在哥伦比亚大学被首次发现③、1969年互联网第一个数据包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出等，这些重要创新促进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增长核算之父丹尼森（E.F.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前知识进步及其应用仅轻微地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有数据表明，1840-1950年美国高校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不如人口增长［6］；此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20世纪中叶的40%上升到70年代的60%再到80年代的70%-80%［7］；而同期1960-1987年全球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对GDP的增长仍起决定性作用（约占三分之二）［8］。此外，美国高校科研也达到领先水平，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50年代前的1.29%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14.6%［9］；而同期全球多数国家高校面向经济发展的科研仍处于起步阶段。英国在二战时开始资助高校开展针对性科研，1964年设立教育与科学部以增进科技与教育的联系，但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高。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则刚开始论证将科研作为高校的职能之一。战后德国社会濒临崩溃，高校科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1951年设立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专门资助高校研发机构，科研基础设施等也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逐步重建。1955年德国联邦成立后设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并制定了一系列科技领域发展战略，如核研究与核技术发展规划、电子数据处理与促进计划、新技术计划等，进一步促使高校等科技主体快速发展。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多源自政府部门设立的“中央研究所”，高校科研仍处于高等教育体系重建和研究机构设立的阶段。
2.快速融入时期：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迅猛发展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多极化发展格局，各国获得较稳定的发展外环境，伴随着不遗余力地发展战略科技力量，经济多实现了高速增长。期间，各国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多、地位不断提升，在迅猛发展中快速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首先，各国发布一系列支持政策，推进高校科技研发从服务军事转向服务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通产省推进半导体技术研发和转化成效显著，开始主导全球半导体市场，并带动该国经济实现质的飞跃。1986年日本GDP增长近50%，并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技术立国”战略，该战略在199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中更新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等老牌发达国家从中感受到危机，其已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科技中心的高校迎来了新定向。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报告，首次将高新技术放在突出地位，科研拨款的重点也从国防转向民生经济，这成为美国高校科技研发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此后，1994年白宫发布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1998年国会发布的《开启我们的未来——走向新的国家科学政策》等报告均强调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在1993年，英国发布首个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报告，即《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鼓励高校科技研发与工程、产业加强联系，强调发掘科技发展潜力以服务经济振兴，高校科技研发开始涉足国家安全和军事以外的信息、生物医药、基因、纳米、海洋、航天等技术领域。其次，高校实验室拓展研究领域，更加重视吸引和培养人才。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汇聚了全球1万多名科技人才，并通过本科生项目培养优秀工程人才，它还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建工程研究所以拓展研究领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注重吸引和培养人才，先后涌现了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开辟新领域，开始研究传感器和半导体。最后，随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高校研发投入持续扩大，重点资助领域也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工程学转向信息技术。1996年经合组织发布《知识经济》报告，宣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以知识助力经济发展并提升竞争力。当时，部分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50%-75%，个别国家仅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贸易额就激增至GDP的40%，1996年美国高新技术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27%。［10］这直接导致各国财政支出结构发生转变，1991-1998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知识投资年增长率达4.68%，1998年美国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约占GDP的4%。［11］这一时期，美国高校研发投入也实现了指数级飞跃，1950年联邦资助高校科研经费仅1亿美元［12］，1960年高校获得研发拨款也仅有8.3亿美元，1992年就增长至108.6亿美元［13］，到2016年更是达到1483亿美元［14］。1990年两德统一后重塑高等教育布局，颁布了《高等教育总法》修正案，充分保障高校研发经费以大幅提振社会科研发展水平；到2010年该国研发投入达700亿欧元，约占GDP的2.82%；此外，2010-2013年耗资270亿欧元的“高科技战略”也对高校科技研发产生了推动作用。［15］整体来看，社会研发投入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而后者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扩大社会研发投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英国为例，2000-2008年该国科技创新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到63%［16］，因此，2004年该国在《2004-2014年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中决定将社会研发经费的GDP占比从2004年的1.9%增加到2014年的2.5%［17］；2014年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与创新》报告，提出投入59亿英镑专项经费用于研发基础设施建设［18］；2017年颁布《高等教育与研究法》，专门设立国家研究与创新署以资助高校科技研发。
3.战略核心时期：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度推进
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极化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2018年2月华为发布首款5G终端，6月美国出台新的关税政策，针对新兴科技与材料的科技封锁和大国博弈正式开始，进而辐射带动世界各国战略科技研究领域集中转向，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需求急剧膨胀，高校科技研发的领域转向和深入推进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量子科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纳米技术等成为各国高校战略科技布局的热点，跨学科交叉融合愈加成为战略科研的重要范式。首先，出台一系列战略科技政策支持科技研发。这一时期美国密集实施了众多变革，以期重塑其全球领导地位。如2018年9月美国发布《国家网络战略》，强调重建网络空间领导地位；10月的《总统备忘录》中指出要建设“先进无线网络研究平台”，其后，设立于波士顿东北大学无线物联网研究所的OpenAirX-Labs（OAX）成为5G独立组网软件栈开发、测试和集成的中心。此外，近几年美国还先后颁布和出台了《数据科学战略计划》、《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国家量子倡议法案》、《核能创新能力法案》、《国家地月空间科技战略》等计划和法案，特别是2022年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规定所有接受资助的单位只能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以加强和维持该国的竞争力。［19］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提出，将持续扩大对下一代无线网络、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高级计算和生物技术领域高校科研的资助。其次，新设一批高级别的重点领域与关键技术决策咨询机构，协助制定国家科技战略或统筹领导科研。例如，2018年美国国会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2020年成立直接对白宫负责的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2021年将政府首席技术官提升至内阁级别，并设国家网络总监，统筹国家数字防御战略；2023年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以促进战略伙伴关系，开发和管理创新技术。最后，集中投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研发，持续提高资助额度。例如，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无尽的前沿——科学的未来75年》报告，提出要持续集中投资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并直接促成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技术、创新与合作部”的设立。［20］2021年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主要包括《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 5G紧急拨款》、《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规定》、《应对中国的挑战法案》等六个部分），该法案聚焦半导体、芯片、5G等重点领域，拨款542亿美元激励本土设施投资，针对十大科技竞争关键技术领域④的研发投入1000亿美元，还计划拨款100亿美元培育10个区域创新高地。［21］2022年美国政府拨款65亿美元建立“高级健康研究计划局”，以推动生物医学创新，保障所有美国人的生命健康。［22］在政策和巨额资助的推动下，美国高校在战略性科技前沿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如2019年哈佛大学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相片，2021年东北大学OAX开发了基于云的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套件，2022年哈佛大学研发成功可控制单个原子的光学镊子阵列等；期间也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据统计，1901-2022年颁发的615项诺贝尔奖及989名获奖者中，获奖次数居前十的机构中有8所美国高校，获奖人数居前十的机构中有7所美国高校，哈佛大学以获奖28项和53人次（不计校友）居首。［23］在2023年6项诺贝尔奖的11名获奖者中，有5人在美国高校任职，1人来自哈佛大学。［24］
二、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国际经验
得益于共同的国际环境，各国科技政策具有较强的共时性，发展阶段和速度则有所差别，先发国家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分析美国的科技发展可知，高校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生产力的中心，以系列实验室为依托的高校科技研发体系是国家战略科技的重要源头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在每一阶段均聚焦“重塑世界”、“改变社会经济和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此外，全球各国在促进高校融入战略科技力量上也有共通经验。
1.研究重点分层明显，相关政策与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高校科技研发由国家顶层设计统领，以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为主，不同学校有不同侧重，顶尖研究型大学多引领基础研究。首先，建立战略科研咨询制度。虽然名称各异，但在最高决策层面建立国家科技战略与政策咨询制度是国际通行做法。［25］例如，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及由国防部、能源部、农业部、宇航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六部门组成的资助体系；一些重大实验室也设立咨询委员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咨询委员会就专门负责对实验室科学计划作总体评估并提出建议。英国实行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设部门首席科学顾问和各领域咨询委员会，共同协助制定国家科技战略；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与其他政府部门全面规划、协调全国科技工作，研究与创新署（整合原七大研究理事会、英格兰研究委员会以及创新署）作为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在其指导下统筹管理公共科研经费，共同主导战略科研布局和建设。2014年日本将该国最高科技决策机构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以在权限和预算方面发挥迄今为止最强的推动作用，及时实施前瞻性、机动性和跨部门的引导政策；此外，该国定期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年首次发布、五年一次）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3年首次发布、每年一次）以引领科技发展。其次，规划引导高校战略科研重点。如德国政府通过资助三大科研组织与不同高校开展合作，引导高校围绕不同重点领域进行研发，马普学会与顶尖研究型大学共享大型科研仪器，共同致力于前沿基础研究⑤，亥姆霍兹联合会依托大科学装置与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聚焦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基础研究⑥，莱布尼茨协会与高校、工业界密切合作，开展问题导向、面向具体应用的基础与应用研究⑦。又如日本以政府研发机构、高校、企业三大主体来区分领域重点，政府研发机构专注战略前沿研究、高校多从事基础研究、企业主要关注推动产业变革的创新研究。再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美国在这方面尤其注重政策供给，如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理清了政府作为“研究出资方”或“研究承担方”时的发明所有权归属问题，即将所有权让渡给高校或企业，同时规定技术转移是联邦机构和实验室应尽的义务，必须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最后，注重与产业界合作。例如，197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旧金山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一批高校科技园区崛起，辐射带动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在英国，先后发布的《高等教育：迎接挑战》（1987年）、《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战略》（1993年）、《竞争未来——发展知识经济》（1998年）、《高等教育的未来》（2003年）系列白皮书持续强调要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并通过“联系计划”（1986年）、“法拉第合作计划”（1992年）、“大学挑战竞争计划”（1998年）、“2004-2014年科技创新投入框架”（2004年）等持续资助相关合作。
2.政府财政资助充足，其他公私部门多元经费相结合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高校战略科研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政府研发经费拨款成为高校战略科研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从而牢固树立了高校在原创性和“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政府拨款总额高。如德国高校大科学设施与实验室70%-90%的研究经费来自联邦和州政府，而且政府承诺将持续增加高校科技研发资助经费。尤其是2022年德国科学联席会决定实施增强高校教育与科研实力的一揽子资助计划：在未来五年将资助“加强高校学习与教学未来协议”高校228亿欧元，增加“卓越战略”高校至70所且年资助额升至6.87亿欧元（共480.9亿欧元），扩充“国家研究数据基础设置”项目至27个并计划十年资助9亿欧元，第三轮（5年）资助“NAKO健康研究项目”1.27亿欧元，未来八年资助“2030女教授计划”3.2亿欧元。［26］其次，财政资助经费占比高。美国早在1945年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就强调政府应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对基础科学研究给予长期稳定的资助，五年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2021年该基金会根据《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对全国科技研发进行补充资助，总金额提升9%，达到90.87亿美元，其中65.94亿美元（占72.57%）流向高校及其联盟；2022年的经费略有减少（86.16亿美元），但对高校及其联盟的资助仍有所增加（68.26亿，约占80%）。［27］再次，拨款结构较类似。各国政府对高校科技研发的拨款无固定模式，大多为预算拨款制。在构成上，美国一般采取“事业费+项目费”、英国为“机构式拨款+项目竞争经费”、日本为“一般会计+特殊会计”、德国为“单位拨款+项目资助”、俄罗斯为“事业费拨款+项目合同”的方式，虽名称各异，但基本为“稳定的事业拨款+竞争性项目经费”的方式。最后，其他经费来源较为多元。除政府及其资助的机构向高校科技研发拨款外，一些非营利性组织也会对高校科技研发予以捐赠，如美国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均长期资助高校的科学研究。此外，一些高校经由与产业界的联系获得项目经费和合作费，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导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企业会员费也是其经费来源之一。还有一些高校及科研人员因荣获公开奖项取得基于捐赠的奖金，如诺贝尔奖目前单项奖金约110万美元，而被誉为科学界第一巨奖的“科学突破奖”的单项奖金为300万美元⑧。
3.人才政策保障到位，产学研一体举措助力人才培养
1918年维布伦（T.Veblen）在《美国的高等学术》一书中指出，大学是科学的巨大母体和培育新人的组织。为了维持高校开展战略科研的持续动力，各国高校都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以形成优良的人才培养环境，并增强人才吸引力。首先，科研人才国际化、多元化特色明显。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网站显示，截至2022年底，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汇集了全球1781名科学家和工程师、50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4万名开放设备用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哈佛大学的调查也显示，该校教师涵盖了全球不同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的多元人群。在英国，高校实验室均须保证支持全球人员自由流动，如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传承了面向全世界选拔高层次人才的传统，而医学研究理事会分子生物实验室中40%的研究组长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国均施行技术移民政策以广纳国际人才。如2022年英国启动“高潜力人才签证计划”，无条件为全球50所名校的毕业生及其家属开放2-3年签证，符合相关条件的还可转为长期签证。其次，高校教师的薪酬待遇具有全球竞争力。为吸引各领域优秀科学家，许多知名高校为研究者提供了颇具竞争力的薪酬和工作环境。如哈佛大学行政及专业职位薪级为55-64，对应的最低年薪为5.9-26.3万美元，而最高年薪可达50.68万美元，平均年薪中位数约14.5万美元，此外，学校还提供科研经费、课时费以及奖金、津贴、学术会议和培训补助、医疗保险、带薪假期等多元福利，并且所有专职教师都享有独立的办公室。［28］再次，对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资助非常丰富。美国高校设立各种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开展研究创新活动，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在《2022-2026战略计划》中将培育STEM人才作为战略目标，并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资助的“本科生科研经历项目”支持学生直接到项目单位参与研究，且提供住宿和旅费；而“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主要资助STEM学科研究生基于自主创新设想申请研究课题。［29］最后，人才培养的产学合作措施多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兼具科研和人才培育职能，注重培养既能管理工程和技术系统又有研究能力的跨学科人才。日本高校的科技人才培养同样强调产学研合作，其在1997年就通过《教育改革计划》大力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发展，以实现高校在教育、科研方面与产业界密切合作；而且1981年科技厅启动实施的“流动性研究与开发体制”沿用至今，使高校与政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可以双向流动。此外，“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也支持并资助高校与其他公私部门开展合作，组建产学研合作团队，强调高校与产业界紧密联系、积极利用资源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如2013年开始的“技术创新中心计划”、2020年开始的“共同创造场所形成支持计划”。截至2024年，日本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主要出自高校，也有获得者任职于政府科研机构或企业。印度政府同样大力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并定期组织召开全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会，助力高校战略科研的发展，培养战略科技人才。
三、对我国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思考
我国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已经历近50年的历程：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高校“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1978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强调高校应作为重要主体参与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1991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依托中国科技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通过验收；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1982年开始实施）、“863计划”（1986年开始）、“973计划”（1997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列项目（1986年开始），再到“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2018年开始），高校均积极参与其中。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2021年，我国3012所高校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已达33.4万人年，布局建设有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1500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70余个。［30］神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大国工程中，数百所高校在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研究创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期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稳固高校创新资源“基本盘”，集结战略科技人才“集团军”，勇闯国际科技前沿“无人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1.整合研究布局和项目规划，统筹高校战略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布局。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和全局统筹，下好全国高校战略科技规划“一盘棋”，有效利用政策杠杆，引导高校精准定位自身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明晰重点攻关方向，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需要在平台数量上提供支撑，更需要聚焦战略目标、区分研究重点，协同不相同、分类不分散，从而形成“整车效应”。然而当前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的全局性、战略性态势尚不突出。一方面，高校战略科研整体布局不完善，分散科研、重复科研问题突出，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仍不够畅通。如2020年我国高校获授权专利共26.8万项，转让约1.5万项，不计其他知识产权，转化率仅为5.60%［31］；2021年授权专利增至30.8万项，但转让及许可实施仍为1.5万项左右，转化率降为4.87%。相应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高，有研究测算了不同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统计口径、测算方法不同导致结果不完全一致，但均未超过4%。［32］另一方面，高校战略科研分层分类较模糊，高校对自身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不清。类似于大多数高校都期望升格为研究型大学，大多数高校也都期望获得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从而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定位失衡和资源错配。因此，高校群体要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必须统筹战略全局，尽快实施2017年审议通过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通盘筹划战略科研任务，优化配置战略科技资源。首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好“火车头效应”，重点聚焦“从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和原始创新技术发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集聚了全国最高素质的师生、最多最好的研究资源，应当仁不让地成为基础研究“先遣队”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击手”，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强调要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33］以原始创新为核心，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以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为主要方向，聚焦“战略性产品、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解决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34］依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家级科研平台是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要瞄准国际前沿，致力于开展对世界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解决世界重大科学技术问题。［35］其次，其他院校要强化“雁群效应”，围绕国家战略、聚焦区域战略，根据自身条件分类定位科技攻关方向。地方院校具有对接区域战略的优势，行业院校具有联系产业实际的优势，要活用研究型大学的原创成果，深入聚焦区域和产业的科技研发。最后，加强产业合作，发挥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中介效应”。2019年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企合作产出、国际合作产出分别占总产出的2.7%和25.4%，比美国C9联盟高校低3%和19.6%。［36］因此，亟须强化“三螺旋”、“四螺旋”、“五螺旋”等创新合作模式，实现政府、高校、产业的资源与信息高效共享，提升研发效益和成果转化效率。产学研用一体要求跨界合作、跨学科融合以实现人财物资源的共享，可通过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等中介机构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畅通高校科研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后一公里”。
2.完善资助制度，支撑高校战略科技攻关的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只有政府拨款制度持续完善、经费资助力度不断加大，才能助力高校战略科技平台建设和技术攻关，充分保障高校基础研究重要主体、核心技术攻关重要力量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高校科技研发投入与科技强国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经费投入总量仍有较大差距。我国科技研发经费虽连年上升，2021年达2.8万亿元，GDP占比为2.44%，2022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GDP占比为2.55%［37］，但仅相当于美国、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中，高校科技研发经费2021年为2180.5亿元，占全国科技研发经费的7.8%，高等教育创新贡献率世界排名第14位［38］。另一方面，经费投入结构仍待完善。如2020年我国科技研发经费2.4万亿元（约合5837.5亿美元），GDP占比为2.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GDP占比为0.14%，而同年美国的情况分别为7208亿美元、3.45%和0.52%；同年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以及GDP的比例分别为7.7%、0.19%，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16.2%、0.43%。［39］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既要注重总量的增长也要重视结构调整。一是持续改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助力高校建设战略科研体系，进而更好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同时也要吸引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其他公私部门与高校合作，增加合作或竞争性项目经费。二是持续优化资助结构生态，不断加大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要探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分配的最佳结构，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有力保障长周期原创性和突破性创新研发，尤其注重以财政投入引导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集成攻关。三是持续完善成果收入分配格局，提升成果发明人和主要贡献人所得。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主要贡献人的奖励和报酬不低于转化收入或奖励总额的50%，一些高校以70%给予奖励，部分高校还探索实施分类赋权，如复旦大学将非重大职务科技成果奖励的100%以及重大职务科技成果的70%分配给完成人。
3.优化人才机制和产学措施，强化高校战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高校是国家战略人才队伍的培养基地和重要源泉，高校深度融入并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然以战略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为主要依托，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在这方面仍亟须进一步加强。一是功利化的“五唯”评价取向尚未完全扭转，科研人员内在创新动力不足，潜力挖掘不够。二是少数尖端科技战略性人才出现流失现象，人才存量损失严重。据统计，2000年以来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公民中有41.6%的人在美国以外出生。赖夫（R.Reif）更是称“移民就是氧气，他们让研究生存和繁荣”［40］。反观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以中国籍在中国任职的仅莫言、屠呦呦两人，其他10人均为外国籍，其中6人是出生成长于中国，后移居国外工作（5人为美国籍）。三是对战略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后备科研力量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高校要从增量、存量、后备力量三个方面完善政策及其协同配合执行机制，加快提升战略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其一，尽量完善战略人才待遇，扩大聘用国际高端人才的规模。对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具有重大发现的国际人才，可加大筹码吸引到国内高校开展科学研究，或以访学、合作研究等方式为我所用，不拘一格倾心引才用才。其二，尽快改变“五唯”评价生态，做好评价机制的破立衔接。2022年科技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有九所高校参与了改革试点，要加快以试点形式开展试验，构建基于创新价值和贡献的评价体系，坚决避免因锦标赛式评价而流失战略人才。其三，尽可能多地获得跨界跨学科的产学支持，以实在的产业项目、企业订单优化高校与行业产业的交流互动，为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添活力，为孕育高校战略科技未来人才巩固基础。
注释：
①德国的“体制化”科研出现较早，如威廉皇帝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战时从事“毒气”研究，威廉皇帝学会战时也从事战争相关的生物、医学、人类学研究，甚至配合纳粹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但上述均为皇室、资本家、银行家等共同资助的机构，并非高校，也不在高校内。
②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是世界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子计算机，重30吨，占地170平方米，采用1.8万个电子管，耗电功率约150千瓦，1943年开始研制，1946年完成。
③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汤斯(C.H.Townes)和他的学生肖洛(A.L.Schawlow)发现激光并提出“激光原理”，1964年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④《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列出的十大国际科技竞争关键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人、灾害预防、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先进能源技术、网络安全、材料科学。
⑤侧重物理学、生物医学、基础科学技术与人文三个领域。
⑥侧重能源、环境、健康、关键技术、实验物理学、航天与交通六大领域。
⑦涵盖工程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球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
⑧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2012年由俄罗斯投资人尤里·米尔纳创立，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夫妇、阿里巴巴集团创建人马云和张瑛夫妇、脸书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以及苹果公司董事长亚瑟·莱文森等知名实业家先共同出资赞助，旨在表彰在生命科学、数学和基础物理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2020年拍得黑洞照片的哈佛大学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就获得基础物理学奖，单项奖金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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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宣勇，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郑淑超，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讲师，教育学博士；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