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文军，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城乡关系与发展社会学研究；王云龙，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 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08期。
摘 要：高校学生社区在强化育人功能、培育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既有的学生社区仅仅被视为特定的规训场域，并侧重于通过“技术管理”的逻辑促成对学生主体的管理与约束。然而随着社会流动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使既有的管控策略渐趋失灵，另一方面也为高校学生社区“情感治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从空间视域出发，基于“物理-社会-文化”三重维度探索高校学生社区情感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而促成学校治理结构的转型与育人格局的重塑，旨在最终培植和谐稳定的校园情感共同体。
关键词：高校学生社区、情感治理、空间视域。
一、问题的提出：高校学生社区治理逻辑的情感转向
为建立健全现代化育人体系，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不断开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更是深刻指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这不仅意味着高校育人格局所面临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意味着校园管理逻辑的范式转型。尤其是随着内涵式教育理念的持续推进，高校内部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机制早已突破了既有的知识传授和基本服务供给，开始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过程中逐步承担起愈发重要的职能。其中，作为前沿阵地的高校学生社区更是在“目标”和“手段”两个层面体现出了自身所具备的功能特质：一方面，就目标而言，其通常以学生为中心，旨在全面了解校园动态，满足学生在学习、生活等层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培植学生主体的集体意识与公共精神，提高育人实践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就手段而言，其往往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相应的教育、管理与服务，并通过调整、重塑校园场域的组织秩序和权力格局创设新型校园共同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技术主义”（technicalism）和“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的交互涤荡，一种“技术管理”的逻辑始终支配着高校学生社区的运作进程。一方面，以标准化、科层化为基础，预先给定（pre-given）了“学校-社区”的关系，并将学生社区视为行政管理体系的延伸，因而惯常使用技术化手段以及理性化程序处理学生社区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以可分类、可控制为前提，先验定义了“管理者-被管理者”的角色，学生主体俨然成了管制的对象，而非校园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以及社区风险的应对者。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将这种内嵌于学校内部无处不在的规训体系称为“空间的统治术”，现代化权力机构也正是通过形式多样且较为隐蔽的空间机制来消除组织运转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同时将校园策略性地建构为“兼具学习、监督、筛选和奖励的庞大机器”[2]。然而刚性的制度在追求秩序、效率的同时也压抑着学生社区空间的活力，长此以往，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也制约着社区基本功能的发挥。尤其是随着流动社会（mobile society）的到来，风险的多元性、复杂性、广延性相互耦合，既有相对确定、连续的组织空间秩序也渐趋崩溃，甚至开始在集体联结、身份认同和主体价值等领域引发更深层次的危机，[3]无形中加剧了学生社区治理结构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现代化育人目标的转变，既有威权式管理模式已然脱离了发展现实。因此，为了消解潜在的问题与困境，就需要对高校学生社区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与管理策略作出革新。“当我们超越既定规训话语，一幅不同的空间图景便会跃然浮现。”[4]斯陶内斯（Dorthe Stauns）和比尔森（Helle Bjerg）曾提出将“情感”作为克服技术管理缺陷的全新进路，[5]从而实现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社会资本的链接以及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可以说，无论是在组织发展、价值生成、行为养成，还是在更内在的结构塑造过程中，“情感”都将作为组织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础性存在。因此，若要继续维持高校学生社区的育人水平与服务质量，就必须“重写剧本”，实现从外延式“技术管理”到内生式“情感治理”的转向。[6]相较于刚性的权力结构，情感治理模式主张将学生社区视为彼此交织的关系网络，并致力于挖掘场域内部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资源。[7]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不但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涌现出的多重诉求也能受到广泛关注，进而达致柔化权力结构、重建成员组织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在理念层面实现从“控制观”到“服务观”的转变，在机制层面实现从“垂直管理”到“扁平治理”的转变。以此观之，学生社区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空间，不仅会因为权力关系的博弈而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还会相应生成不同的治理机制与治理路径。其中，空间既是洞察组织的职能结构与权力形态的重要媒介，也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理念的干预与作用下形成的阶段性产物，时刻影响并指引着人们的行为方式。[8]正如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人们通常将“空间”作为基本媒介对外部社会事物进行感知，同时基于情境反应、行为惯性、价值理念等要素采取相应的决策选择，[9]唯有透过空间图景才能够清楚地洞悉高校学生社区治理逻辑的转向。
从这个角度看，空间不但由“关系”所维持，同时也促进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提出了“差异空间”的概念，并由此开启了“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的辩证之旅。[10]具体而言，建基于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空间包括由具象化物理结构形塑而成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被社会规约、关系模式所界定的“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以及经由精神意象、符号意涵而被遍历的“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且分别对应着空间实践中的“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和“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从而完整地刻画出了组织的“空间特性”（spatiality）。这种“空间隐喻”不仅能够跨越多个层次、整合多重维度，从而生成一种详尽且综合的“解释矩阵”（interpretation matrix），同时也为高校学生社区从“技术管理”到“情感治理”的转向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因此，围绕高校学生社区的环境形态、关系状态与精神样态，可以形成三个方面的情感治理进路：一是通过物质基础的生产与配置，创设开放包容、功能集聚的物理空间；二是通过互动机制的重塑与协调，构建及联结紧密、平等参与的社会空间；三是通过精神意向的凝练与培植，打造意蕴深厚、高度认同的文化空间。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学生社区的情感治理模式将何以可能？又将以何而为？本研究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广东省D校“学生社区知行学院”作为经验案例展开体证 ①。具体而言，为了规避原有制度的弊端，D校改变了以往功能单一且各自独立的宿舍区管理模式，主张以“知行合一，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服务管理社区化，价值引领生活化，素质养成场景化”为核心理念，以“引领有高度，教育有深度，管理有温度，服务有尺度”为核心准则，并通过“情感赋能”的方式，在物理维度实现从“封闭聚合”到“场景开放”的空间转向，在社会维度实现从“制度规设”到“关系营造”的空间转向，在文化维度实现从“外部输入”到“内部营造”的空间转向。三重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积极统筹各类治理资源汇集落地，并相应促成了全方位、立体式、浸润式学生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因此，从空间三维辩证视域出发，对“学生社区知行学院”从“技术治理”到“情感治理”的空间转向及其实践展开相应的探究将具有显著意义。
二、从“封闭聚合”到“场景开放”：高校学生社区物理空间的情感重构
物理空间作为承载物质活动的基本平台，往往会在主客体持续交互的过程中生成特定的情感纽带。正如段义孚（Yi-Fu Tuan）所言，我们的视野并不应仅仅停留于“地点”本身，而是更多关注到蕴含于其中的情感意向，[11]因为从初始的场所依赖，经过观念上的心理认同，再上升到情感归属，社区的物态构造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主体的成长和发展。所以，学生社区的情感治理实践自然也离不开物理空间的营造。然而在固有“技术管理”逻辑的支配下，高校学生社区惯于生产出一种适合管理的“封闭化”图景，从而使种种规训与教化的思虑得以有效落实。因此，从空间布局、空间调整到空间划分、空间命名的权力完全由校方决定，置身于其中的学生主体只能被动地适应业已成型的社区样态，致使学生社区的内部团结以及对外交流都不甚充足。可以说，这种封闭式管理结构在“肢解”社区系统的同时，也消解了学生自身的认同感。[12]长此以往，情感异化、主体区隔等危机也渐趋显现。门罗（Iain Munro）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域化空间”（domain space）与“非领域化空间”（de-domain space）的二元概念用以指代“开放化”思维对“封闭性”理念进行的调整与修正。[13]尽管“领域化空间”是规则密集、严格有界的结构化产物，但与之相比，“去领域化空间”则能够凭借开放有序、充满包容性的特质重新找回育人实践中缺失的动力。循此思路，D校在“知行学院”的建设过程中力图打造开放多元的物理空间环境，使情感治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
首先，加强社区环境营造，搭建学生活动空间载体。校园建筑往往产生了承载着校园的使命和目标，[14]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流、互动的平台。匠心独具的学生社区环境设计与布局更是能够体现出独特的服务理念与文化特质。因而，为了提高学生的幸福感，“知行学院”在广泛汇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一方面创造景色优美、布局合理的公共空间，给学生带来良好的感官体验 ②，并定期邀请学生进行主题装饰美化布置，如装扮栏杆、美化宿舍门、设置绘画墙等，在共同参与社区环境的美化环节中，增强集体凝聚力；另一方面，根据新时代学生社区育人实践平台的建设要求，“知行学院”还对既有空间布局进行了升级和重组，如打造“一廊三室”，并在其中设置社区文化走廊、学习室、活动室与自动服务室等多个功能分区，为社区成员的日常交流、互动提供基本空间。总而言之，社区物理空间的再造不但带来了更强的开放度和自由感，还强化着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结，甚至能够从初期依托公共空间的“助推式”交往互动发展到后续的“自主化”协作沟通，显著增强学生社区空间的公共性，有效避免社区关系重建和社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5]，为社区集体关系的营造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加快网络平台建设，推进社区育人能力向纵深发展。网络平台作为社区物理空间的脱域补充，已逐渐成为提高情感治理效度的重要环节。“知行学院”主要是在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设立“一站式公共事务平台”以及“知行学院公众平台”进行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和制度创新，强化自身在意见归纳、通知发布、活动组织、业务办理等领域的精细化运作。其中，借助于信息化平台，学生主体可以对校园内部的“大事小情”进行公开讨论并发表意见，也可以对学生社区内部各职能部门展开监督；与此同时，基于信息整合、需求分析和综合研判，校方也能够根据定期收集到的意见反馈主动协调资源予以解决，提高学生社区服务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以达到“小事不出宿舍、大事不出楼栋、矛盾化解在社区”的目标。当然，为了避免因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而使用参数脚本代替情感沟通等情况的出现，“知行学院”还尤为注重技术与情感的融合，在满足治理“精度”的同时也兼顾好了服务的“温度”。最后，强化社会资源整合，建立多元开放的社区矩阵。由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系统可以脱离外部环境而独立发展。因此，符合“开放式”思维的D校学生社区在规划布局时还注重打破“内外之别”，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展开互动，同时有意识地吸纳更多、更广泛的社会资源为社区内的学生成长提供服务。“知行学院”在此过程中坚持整合实践资源，拓展实践平台，同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校企合作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等平台，丰富实践内容，创新活动载体，进而形成多元开放的学生社区矩阵。总的来看，开放式物态空间建设不但赋予高校学生社区治理实践全新的意义，促使人们重新界定和审视学校空间环境的重要价值，[16]更是为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从“制度规设”到“关系营造”：高校学生社区社会空间的情感联结
空间不仅是主体行动的“容器”，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17]社会空间作为围绕个体形成的关系结构，往往决定着场域内部资本存量的大小。然而在以往“技术管理”逻辑的引导下，学生社区大多形成了等级鲜明的“金字塔”式管理格局，其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链接装置，隐含着刚性的秩序规范，并依赖制度、命令来协调社区公共事务，致使多方主体、各方层级之间相互区隔，学生社区的日常管理决策始终处于“悬浮”状态。长此以往，学生社区的协作网络不但逐渐松散，还将进一步导致社区成员的情感缺失。因此，D校“知行学院”致力于打破既有的结构壁垒，主张对社区关系格局进行再调整，使情感成为联结多元主体的“黏合剂”，激活社区空间的情感效能。
首先，柔化权力结构，激发内生动力。随着校方由“管理者”向“引导者”的角色转变，学生主体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至此，“知行学院”主张突破传统“管理-被管理”的权力格局，并以服务为导向、以学生为重心，充分激发社区内生动能。由于学生自组织通常是以生活需要、兴趣爱好等因素自愿组成的，这就先验性地保证了能够充分反映学生自身的真实诉求，并在日常互动交往中达到互亲互信的效果。具体而言，D校“知行学院”通过组建学生社区发展管理委员会、公寓党总支、文明督导队、社区学生自律委员会等组织监督物业服务、管理社区事务、调配社区资源，同时制定“社区公约”，充分激活主人翁的意识，进而在认识上、行动上统一起来。此外，发挥社区内部“学生领袖”和“党员精英”等骨干力量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由此吸引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社会空间的营造环节，最大限度地激发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也正是在情感机制的诱发下，校-生之间的横向交流机制不断健全，并逐渐催生出一种互信合作的集体氛围，无形中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责任感以及对校园的使命感，使学生社区在面对日常难题和困境的时候展现出更为强大的集体韧性。其次，重构主体关系，推进多元共治。在博曼（James Bohman）看来，多元协作往往是互换理性的对话过程，目的是应对那些只有通过关系合作与集体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18]因此，为了释放各类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知行学院”以学生社区议事会为轴心，将党员领导干部、教师员工、管理服务人员、学生社区专职社工、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相关人士都整合到学生社区场域中来，通过组织联建、队伍联育、资源联享、活动联办、制度联商等动态制度设计，形成多方协同互动的联动议事机制以及互赖、互嵌、互补的合作网络。总的来看，学生社区主体关系的重构一方面使得传统管控模式下的学校限制得以破解，并在社区空间中建立了可延伸的情感化机制，确立了可共享的公共性价值；另一方面也将学生社区打造为持续运作的动态交互系统，进而促进着各方组织要素的有机整合，以及共建、共治、共享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最后，引入专业化力量，提高服务效能。长期以来，学生社区后勤服务的外包使社区管理层面出现了“物”和“人”的脱节、“自治”与“指导”的脱节，以及社区服务功能的不完善等问题。因此，“知行学院”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建立了“双工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学工”和“社工”两支队伍、两种资源，紧密围绕“导入、互构、增能”工作主线，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差异化需求，通过校内外的资源链接，在新生适应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发展服务、队伍人才培养四个方向聚焦着力，共同促进学生成长、助推学校社区建设发展 ③。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以个别化、分类化服务为原则，根据学生主体的差异化诉求展开社区资源的对接，[19]进而在服务的具体提供过程中达到“和而不同”的效果；另一方面，围绕学生关注的议题或兴趣点设置活动流程，并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将专业的社工元素融入“知行课程”，激发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提高其“助人自助”的能力。[20]可以说，两种专业理念以及服务重点的“互构”，在弥补传统校园管理体系不足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学生社区的情感育人机能。
四、从“外部输入”到“内部营造”：高校学生社区文化空间的情感激发
如果说物理空间塑造着日常生活状态，社会空间影响着基本关系结构，文化空间则体现出作为主体的“人”在空间中的精神体验以及价值认知，是学生信仰塑造、政治导向和价值引导的核心领域。凯文·林奇（Kevin Lynch）指出，所有空间中都存在着由引起情绪的标志、具有指导意义的符号以及影响思维的象征复合而成的文化意象。[21]因此，空间本身虽然是被原始所赋予的，但是其所透露的意义却是经由主体翻译、转化的结果。[22]学生社区对于价值观形塑、人格养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在唤醒和激发主体存在感，强化校园历史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以往“技术管理”逻辑的主导下，高校学生社区的文化空间通常以单向度的“外部输入”为主，虽然活动数量、种类甚多，但是“灌输式”的教化模式不仅难以对学生主体形成吸引力，其影响力也很容易随着活动的结束而迅速消弭。因此D校“知行学院”转而从内生角度出发，以空间文化事件、文化交往以及文化认同为载体，使学生社区的情感治理从“实物层面”延伸至“精神层面”。
首先，丰富社区文化活动，构建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主体能够通过特定的活动符号想象并建构出专属的记忆空间，并由此形成持续化的情感依附。[23]基于此，“知行学院”将设计符合学生特点与区域特色的文化活动作为“引子”，一方面通过周期性开展“新年之夜社区嘉年华”“中秋之夜游园会”“爱心传递”“生活资源共享”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学生内部引起强烈的精神共鸣；另一方面将交响乐、音乐剧等高雅艺术活动引入社区内部，提高学生主体的审美品位，同时采用绿化社区、美化社区、自洁社区、环保社区等形式举办“劳动育人”专项活动。可以说，“知行学院”正是通过在艺术活动中感受美、在日常劳动中创造美，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引导，使之在丰富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增长见识，激发创造力，催化积极正向的情感联结，夯实学生社区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其次，打造社区品牌标识，强化示范效用。为了形成完备的文化样态以及深刻的价值理念，“知行学院”还按照特色与内涵相互整合、个性化和可操作化相互结合的策略，以总院为抓手，凝练文化内涵，在广泛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明确自身文化品牌建设的方向、内容和宗旨，大举推进“一社区一特色”“一院一品”“最美宿舍”等品牌创建工作，先后培育了“莞和讲坛”“莞工青年论坛”“莞尔之美雅人至深：女性工作坊”等具有示范导向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品牌成果，并积极向校内外推送，扩大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学生在创建社区品牌活动的同时，显著提高集体荣誉感、自豪感。最后，立足红色文化，助推精神文明建设。学生社区始终需要与时代精神理念同步运行，尤其是作为交流、传递先进价值思想、知识与文化的重要场所，以及青年群体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学生社区在把握先进文化的基本方向，塑造深厚、宽广的精神空间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因而，“知行学院”致力于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提出的“注重发挥好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党的历史”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24]将“红色VR体验中心”作为阵地，通过打造红色讲堂、红色故事、红色作品、红色长廊和红色示范，以及“红星闪耀故事汇”“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忆党员成长历程，感党心党情”等活动推进“身体力行、参与感悟、文化渲染”的社区实践，进而促成红色文化精神与学生服务有机融合，使文化育人的理念渗透到社区治理的全方位、全过程之中，进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情感治理效果。
五、总结、讨论与反思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远景目标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25]尤其是随着社会转型所裹挟的不确定性进程的冲击，传统的高校学生社区管理模式已逐渐失去效力，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各种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学生个体开始从传统的制度体系中脱嵌，并重新嵌入“个体化”的生活轨迹中，久而久之将容易异化为一种原子化趋势，从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到行为选择都将会变得日趋多样且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合理地构架学生社区的治理目标、结构，已然成为各个高校所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曾将“情感”比作一条条彼此并行的高速公路，其中情感的波动经由不断地传递和接收相互影响，从而在主体间生成特定的“情感传染”（affective contagion）效应。[26]因此，相较于“技术主义”的桎梏，对“情感”的呼唤更加符合学生社区对“善治”目标的期待，但随之而来的又一问题是如何修复并厚植情感“回归”的实践基础。基于D校“知行学院”的践行过程可以发现，若想摆脱学生社区的治理困境、促进情感治理实践取得成效，就必须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分别着手，实现“空间营造—空间维护—空间治理”的升华。其中，空间结构作为一种“使能机制”（enabling mechanism），往往能够有效地塑造并激活学生的认同感、归属感、集体感。所以，空间视域下的情感治理实践着重关注到了不同空间维度下的情感体验、情感价值、情感诉求，并由此促成了情感网络的相互交织和情感空间的多层次分布，有效克服了传统管理模式在资源调动缺乏、低效率运作等方面的缺陷。当然在此过程中，“技术管理”与“情感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矛盾体，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压倒性关系，而是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动态平衡、循环递归的样态。制度的刚性治理和诉诸情感的柔性治理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着社区治理的最优配置。因此可以说，空间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区的情感治理不仅作出了理论上的再反思、方法上的再定位以及实践上的再建构，还由此开启了现代化高等学校治理实践的新向度。
第一，就治理目标而言，鉴于现代性裹挟的工具主义使社会价值取向逐步让位于理性化的精神，无形中加剧了学生主体可能面对的风险和困境。因此需要将学生社区的治理目标导向“共同体”力量的建设，在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看来，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在共同的感观和精神上和谐的形式。[27]而情感治理实践正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将“共同体”所强调的价值观、行为与精神上的和谐等思想“植入”具体的学生社区，并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实现学生社区治理体系的“再平衡”。至此，学生社区的各种积极正向的情感会促进社区情感的融合，包括各主体间的信任理解以及稳定的积极的情感能量，一同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重要的价值基础，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共同利益、目标一致的积极社群。
第二，就治理结构而言，由于高校学生社区内在充斥着多重复杂的现实议题，这就需要消解存在于学生社区内部惯有的区隔化管理体制，使各个关系要素、资本要素和制度要素相互依赖、共同参与。在实现对多元治理主体、多重服务资源、多向度公共利益以及多样化行动策略进行充分统合的基础上，强调基于合作和互惠的横向关系。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以“情感”为核心形成的社会联系网络通常是在跨越边界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28]因此，学生社区的治理也需要使“情感”成为穿透社会结构壁垒和障碍的有效要素和机制，重视社区社会空间的组织与凝聚，协调好各方利益，以多种方式鼓励和组织多方主体参与互动，形成社区凝聚力与认同感，为社区精神空间的培育创造条件，使学生社区内部的各方治理主体和发展要素在“互嵌”的基础上形成共融共生的整合性关系，促进权力、资源和信息的整合以及传递，形塑开放包容的组织系统和动态治理实践。
第三，就治理策略而言，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治理实践需要围绕自身发展定位，以“精细化”为导引，将传统的粗线条式管理或行政施加的被动管理转变为附着各类群体需求和切身利益的现代化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充分关注学生社区的“微小事务”，将繁杂的社区治理任务落小、落细，将复杂的学生社区议题具体化、模块化和体系化，并调动微组织中的个体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与此同时，加强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依托学生数字画像，逐步构建集目标管理、过程控制和评估反馈等为一体的智慧社区育人平台，推进学生社区“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通过“流程再造”优化办事流程，精准靶向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总之，迥然不羣的空间形态往往会塑造出差异化的治理样态，尤其是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进入新时代，兼具学校管理单元与学生居学场域的高校学生社区在促成“立德树人、协同育人”目标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因而，未来的高校学生社区建设还需要更多从空间生产视域出发，在各个领域、各个要素、各个主体之间架构起紧密的情感联结网络，变平面、分立的单维空间为立体、并行的多维空间，在合乎规律与目的的情感实践进程中，使学生将对社区空间的共同情感内化于心，从而达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建设愿景，进而满足新时代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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