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格局建构的核心要旨，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新形势、实现国家可持续推进高校分类改革与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科教融汇通过深化创新要素聚合功能、优化人才迭代培养制度以及构建技术转化加速机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我国推进科教融汇仍存在深化高校分类改革的制度性障碍、分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可持续自主知识体系重构的生态性短板等瓶颈，制约了其创新效能的充分释放。因此，推进以质量为导向的科教融汇，需以制度创新为基，构建动态化质量评价体系；以资源配置为抓手，优化“教育-科技-产业”协同网络；以平台建设为提升，打造形成综合化的新型科教融汇综合载体。
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教融汇内涵意蕴
科教融汇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其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科技协同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其核心在于摆脱关键领域技术依赖、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并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切实推进科教融汇是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契合未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诉求。
科教融汇的演进逻辑与时代价值。科教融汇的演进逻辑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与产业协同间的历史关联性。20世纪前中期，国际上科技与教育各要素“若即若离”，分属于独立领域，高校以基础研究为主，产业界聚焦应用开发，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各要素协同发展，通过科研开发与技术转让维持科技与教育各要素的离散互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导致知识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科技创新链条呈现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断裂，制约了技术的突破与进步。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技术扩散，产学研合作模式不断丰富，诞生了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校企联合实验室等教育科技协同发展体，但受限于政策碎片化与制度保障缺位等因素，协同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当前，以数字技术为纽带、“三螺旋理论”为支撑，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实现深度耦合，信息技术加速迭代，跨单位、跨领域交叉融合成为常态。一方面，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不断打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壁垒，愈发深入地参与到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之中；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更多需求导向的研发投入，引导相关合作高校培养适应产业发展新需求的新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加速技术合作创新，助力科技成果商业化。此外，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创新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高校与企业的协同成本，形成系统正向强化效应。以美国硅谷为例，“大学-企业-政府”协同模式推动了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高校与亚马逊、英伟达、苹果、惠普、谷歌等企业的深度可持续合作。总体而言，科教融汇发展的演进逻辑本质是从机械叠加到有机融合的范式跃迁，其核心是通过主体功能重构与要素流动优化，逐步破解科技创新链条的断裂难题。
科教融汇的时代价值体现在战略、经济与社会三个维度。在战略维度，科教融汇通过整合多方主体资源，强化技术攻关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创新生态系统以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在经济维度，技术转化效率直接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科教融汇通过缩短从研发到市场的周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社会维度，人才结构升级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科教融汇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培育兼具专业深度与跨界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这三重价值共同指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底层逻辑——唯有通过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才能将分散的要素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系统性竞争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诉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的具体要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当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从协同理念转变为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引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国内大循环的根基，也是国际大循环的支点，其核心要求在于突破关键领域技术依赖、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并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以国内创新体系的韧性抵御外部技术遏制风险，同时以国内技术竞争力为依托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最终在全球科技博弈中占据战略主动。
在国内大循环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诉求聚焦于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的自主创新体系，系统破解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配问题。这要求以新型举国体制赋能科技创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能力，深化创新体系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与产业要素的深度融合，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突破的内生动力，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可持续的科技支撑。
在国际大循环中，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呈现技术霸权、创新封锁等多重特征。发达国家通过专利壁垒、技术出口管制及人才流动限制等手段持续挤压后发国家的创新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须通过科教融汇实现三大核心目标：其一，摆脱关键技术领域和技术核心环节的对外依赖，特别是在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产业中减少对外依存度；其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从跟随模仿向引领创新转型，抢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智能技术制高点；其三，优化创新生态，通过积极构建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
二、科教融汇质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要求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科教融汇通过深化创新要素聚合功能，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其复杂的网络特性快速响应科研需求与变化，提高研发效率；通过优化人才迭代培养制度，创新课程内容、培养模式、评价机制等，培养学生“T型能力”；通过构建技术转化加速机制，以制度重构与流程再造破解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应用的脱节难题。
深化创新要素聚合功能。科技创新体系具有复杂的网络特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创新效能取决于多方主体间的协同与要素流动效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资本机构等主体构成动态网络，其互动机制直接影响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的耦合程度。传统创新模式中，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导致要素流动阻滞，或高校研究成果难以匹配企业需求，或资本过度集中于短期应用而忽视基础研究。需通过产学研平台、跨学科实验室及人才协作系统等各类载体构建教育科技产业协同网络，以网络生态韧性动态调整教育内容、科研方向与资本配置，快速响应技术变革与市场波动，避免路径依赖引发的科技创新活动僵化。
吉本斯等学者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相较于传统单一要素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更强调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应用导向与社会嵌入性。其本质是将教育过程与科技创新、社会需求深度融合，推动大学从封闭的知识生产者转变为开放型创新枢纽，形成创新要素的聚合。创新要素的聚合是协同网络高效运行的基础。
本质上，知识生产新模式与创新生态系统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即通过要素聚合与制度重构，将分散的创新资源转化为系统性竞争力。前者聚焦主体协同与动态适应能力的构建，后者重塑知识生产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二者的结合能够有效降低创新系统的“熵增”，增强生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底层支撑。
优化人才迭代培养制度。人才迭代培养制度是科教融汇的核心驱动力，涵盖了教育体系下的课程内容体系、培养模式体系等。优化人才迭代培养制度，需注重培养具备“T型能力”的高质量科技创新型人才——兼具纵向专业深度与横向跨界视野的综合素养。
在科教融汇发展的新格局下，要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行战略化考量，构建与之相契合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体系，进一步完善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体系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国家长远发展与战略需求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与人才保障。
在高校课程内容体系方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在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基础学科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实践相衔接，打造“核心专业课程＋交叉拓展模块”体系，扩展学生知识面，提升学生的理论根基与逻辑思维能力，为技术突破提供有力支撑。此类课程设计应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技术瓶颈，根据学科交叉融合特征，整合多学科知识点形成系统性课程方案。
在培养模式体系中，明确校企联动机制、实践教学强化机制、项目式学习机制等创新型培养模式。通过定期组织联席研讨、联合课题攻关等方式，确保技术落地、人才培养方案符合市场需求，实现校企学术深度与产业锐度的有机融合。通过解决现实问题驱动学生能力跃迁，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或企业技术需求，组建跨学科师生团队，在需求分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流程实践中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师评价机制上，需破除“五唯”评价体系，构建包含学术贡献、实践贡献、创新贡献指标在内的多维评价标准，将技术专利、成果转化收益、跨团队协作效能等纳入考核体系，扭转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
优化人才迭代培养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将教育链向产业链延伸，实现人力资源供给与技术演进需求的动态匹配。这不仅破解了传统培养模式中可能存在的学生知识滞后、能力单一的结构性矛盾，还通过对“T型能力”人才的培养，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筑可持续的人才根基。
构建技术转化加速机制。技术转化加速机制的基础在于通过制度重构与流程再造，破解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知识生产与技术应用的脱节难题，助力构建可持续自主知识体系。以知识生产模式Ⅱ为导向，通过概念验证（PoC）体系的系统性支撑，高校能够超越传统实验室研究的封闭范式，参与从原型开发到工艺验证的全链条服务流程，通过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有效缩短科学技术成熟周期并降低市场化风险，从单一的知识生产者转型为创新生态的枢纽节点，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定向转化。
构建技术转化加速机制的关键在于健全知识产权运营机制。“三螺旋理论”强调高校、企业与政府的协同共生，专利池与标准化联盟的构建正是这一协同的实践载体。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可通过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的跨行业渗透，降低产业链技术壁垒。此外，更多国内高校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既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技术治理中的话语权，又能推动中国自主科技创新成果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
技术转化加速机制的末端环节关注市场反馈和市场建设，推动高校从供给驱动型范式向需求牵引型范式跃迁。高校建立用户需求数据库的相关反馈网络，有助于在研发设计阶段直接破解产业痛点，不仅重塑了高校的知识生产范式，更通过市场机制激活了高校创新生态的内生动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人才与技术双重支撑。
三、我国推进科教融汇的现实困境与瓶颈
尽管科教融汇的战略意义已获得广泛认同，但其实际推进仍面临现实困境与瓶颈：其一，教育与科技评价体系间存在一定割裂，受制于跨部门资源共享机制相对缺失的制度性障碍；其二，高校分类体制改革起步不久，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关系结构面临重构，存在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三，风险资本对早期基础研究的支持动力不足，中小企业参与高新科技项目面临的制度性门槛较高，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性短板。
制度性障碍：行政壁垒造成政策协同不足。当前，我国深化高校分类改革、推进科教融汇仍存在一定制度性障碍，具体表现为：相关行政体系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造成教育与科技评价体系间存在一定割裂、跨部门资源共享机制未能有效建立。
其一，教育与科技评价体系间存在一定割裂。在高校分类改革与科技创新实践中，教育与科技评价体系间割裂的本质是制度设计条块分割、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导向错位，从而导致科技创新协同效能释放受限。我国高校教育评价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以内部指标为主导、行政化管理逻辑为核心。以“五唯”为代表的内部评价体系过于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与教学课时等量化指标，导致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在技术转化与产业服务中的实践成果难以在评价制度体系中获得充分认同，迫使部分高校教师将精力与资源集中于短周期、易发表论文的学术工作中，忽视技术转化与产业应用，从而造成一些教师缺乏从事高难度、长周期应用研究的动力。而我国科技评价体系则聚焦于技术成熟度、市场收益率与专利数量等，更关注短期收益，将专利授权数、技术合同成交额、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等作为核心考核依据。
当前评价体系割裂的深层症结在于知识生产类型、评价标准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错配。这种割裂不仅削弱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也阻碍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实现，致使科技成果转化陷入目标冲突困境。受教育和科技评价体系制约，部分高校教师为获得职称晋升机会不得不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易取得成果的短期学术工作，难以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攻关；相关企业受市场竞争压力驱动，研发投入集中于短期产品迭代，无法持续推进长周期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攻关。在高校分类改革背景下，不同评价体系间的割裂造成相应矛盾或悖论，包括研究型大学覆盖甚至挤压应用型高校的技术转化职能，而应用型高校却模仿研究型大学构建论文导向评价体系的角色定位悖论；财政拨款仍以传统通用指标分配，尚未建立差异化的分类知识生产补偿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教育部门学科评估与科技部创新基地认定标准存在一定价值冲突，部门间评估标准的差异导致交叉学科平台建设受阻，亟须不断建立健全政策协同机制，等等。
其二，跨部门资源共享机制相对缺失。跨部门资源共享机制的缺失制约我国创新生态系统效能的发挥。在管理协同层面，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核心部门的数据系统尚未实现充分、有效联动，“信息孤岛”效应导致资源重复配置、行政成本攀升。在硬件资源层面，高校和企业在实验、论文发表、产品开发等方面均配备了一系列设备，然而相关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部分同类设备重复购置，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据统计，2022年我国高校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不足40%，而企业研发中心设备闲置率超过35%，两者叠加导致年度设备重复购置成本超200亿元。这种割裂式资源配置模式，本质上是部门本位主义与考核目标分立的产物。
其三，资源共享机制的缺失加剧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错位。因数据与资源共享存在壁垒，高校获取产业技术动态的时效性受到影响，客观上对高校分类改革的深入推进形成制约。例如，部分高校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教材更新周期长达5～8年，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与企业需求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差”。产业技术发展尚未深度嵌入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实验室数量仍然较少且相关实习实践内容层次较浅，部分校企联合实验室的建设发展仅停留于协议层面，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上述问题导致我国相关领域的工程师供需匹配度低，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新兴领域人才短缺。资源共享机制的缺失不仅造成要素配置低效，更使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削弱了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整体实力。
结构性矛盾：供需错配与创新效能低下。科教融汇的结构性矛盾源于供需错配与创新效能低下，其中高校分类改革尚未形成潮流、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其一，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2017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我国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标志高校分类发展上升至顶层设计层面。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强调学科结构优化调整要坚持“四个面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建设与产业结构建设分属于人才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从协同视角看，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匹配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侧牵引。产业端对高技能人才、核心技术突破的迫切需求，促使教育端通过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课程内容与培养模式，为其合理输送适配人才与技术成果。
过去，我国高校分类发展存在“以强挤弱”现象，学科专业设置存在“惯性依附”。研究型大学应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核心领域重大创新突破，但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分层竞争来代替分类发展的倾向，造成科技理论创新动能不足；应用型高校应聚焦攻关产业技术，但论文导向的教师评价体系占比仍然较高，制约了技术原理层创新能力的提升；职业技能型高校应着重关注工艺标准迭代，但实际专业建设脱离职业岗位结构需要的情况仍然存在，影响技术技能供给的精准性。传统学科、“长线学科”专业占比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学科建设缓慢，高校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反观产业端，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迭代周期缩短至2～3年，人才需求年增长率激增。双向矛盾导致毕业生所掌握的技能与岗位要求间存在“代际差”，尤其是多数高校应届毕业生工程实践、跨学科能力不足，造成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困境。
高校分类改革面临的结构失衡、学科建设供需错配的结构矛盾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性障碍。在教育评价中，学科建设资金倾向于投入论文产出高的传统学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交叉学科因成果转化周期长而获支持力度不足。在校企协同中，仅少数学科建设委员会纳入企业代表，产业需求难以转化为课程设计依据。在学科专业调整中，调整周期过长、专业目录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等导致高校培养方案与多样化市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脱节。
其二，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长期低于10%，与发达国家的40%以上转化率尚存在一定差距，高校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应用知识流及科研机构专利成果“不愿转”“不会转”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高校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一，但核心算法与芯片仍依赖进口；在生物医药领域，我国实验室成果数量庞大，但新药效果不理想、研发周期比发达国家平均长3～5年。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凸显了我国科研成果转化体系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除各行业评价导向矛盾、部门之间政策协调不充分等制度性因素外，中试环节的资金与人才缺口也是科研转化率低的主要制约因素，许多实验室成果因缺乏中试支持而止步于论文阶段。与之相对在国际经验中，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高效的成果转化体系。美国《拜杜法案》赋予了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激励科研人员参与商业化；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通过“科研-工程-生产”一体化模式，年均技术转化收入超30亿欧元。
生态性短板：创新要素流动阻滞。风险资本对早期基础研究支持兴趣不足、中小企业参与高新科技项目的制度性门槛较高导致创新要素流动受阻，可持续自主知识体系重构面临生态性短板，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临挑战。
其一，风险资本对早期基础研究支持兴趣不足。风险资本的结构失衡与投资偏好保守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障碍。在资本类型方面，在私募股权基金中，大量资金流向Pre-IPO阶段企业，而种子期、天使轮项目获投比例较低。资本类型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早期基础研究项目融资困难、资金链难以维持，尤其是在需要长培育周期的量子计算、脑科学等前沿领域，社会资本参与度长期较低（2022年占比仅6.07%），较多依赖政府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相较于美国（17.2%）、德国（19.8%）等国的多样化投入体系，我国高校基础研究仍较为依赖财政资金，未能有效撬动市场力量形成“耐心资本”蓄水池。在投资倾向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呈现显著的短周期、成熟期偏好。科研主体，尤其是企业研发机构倾向于选择风险低、周期短的应用改良型课题，对基础研究与颠覆性技术探索避而远之。企业研发投入集中于成熟技术改良，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保持在6%以上，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至25%的普遍水平。国资背景基金受保值增值考核约束，普遍对高风险原始创新项目持回避态度；市场化基金则因退出渠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风险资本投资的短期逐利倾向。
资本类型的单一化还与相关政策激励不足直接相关。当前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成熟期企业，例如《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投资满2年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享70%投资额抵税，但针对基础研究项目的专项激励机制尚不完善。
其二，中小企业参与高新科技项目的制度性门槛较高。中小企业参与高新科技项目往往受制于资质门槛、历史业绩、配套资金等制度性门槛，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试错风险的容错机制尚未完善。现行科研项目申报机制较为强调资质门槛与历史业绩，对中小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排斥。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例，申报条件明确要求承担单位须具备“近五年主持国家级项目经验”或“研发投入强度超5%”，将大量中小企业挡在深度研发项目门外。而无重大科技项目背书将进一步导致中小企业难以积累“注册背书”，致使其即使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也始终囿于“艰难的第一步”，甚至部分企业最终技术成果被海外企业收购。这种单纯以企业规模来评判创新能力的逻辑，本质上是把创新活力与行政资历进行了错误关联。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大量出自中小企业的颠覆性技术，仅仅由于其企业体量较小，便被排除在国家创新体系之外。诸如此类不合理的限制，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保守的技术路线，在课题选择上不敢涉足创新性研究，转而倾向于改良型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行业内鲜有原创性突破成果产生。
其三，信息不对称与协同机制缺位形成隐性障碍。重大科技项目信息发布渠道集中于高校、央企等体系队伍，中小企业难以及时获取相关申报信息。而在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因考核压力倾向于选择与大型企业共建实验室。重规模、轻技术的协同偏好导致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毛细血管”难以融入国家创新网络。
四、以质量为导向的科教融汇推进路径
以制度创新为基，从教育端和产业端协同推进构建动态化质量评价体系；以资源配置为抓手，进一步通过政策协同和主体协同优化“教育-科技-产业”协同网络；以平台建设为提升，构建全链条技术转化服务平台，打造区域协同创新载体，培育国际化与专业化支撑平台，打造形成综合化的新型科教融汇综合载体。
制度创新：构建动态化质量评价体系。破解评价标准与实际需求矛盾的困境需建立需求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在教育端，对于教师整体绩效考核需从单一学术维度转向包含学术贡献、技术转化、社会服务等的多维指标体系。将包括专利转化率、横向课题经费、产业协同项目数等项目纳入学科评估核心指标。在职称评审中增设技术应用贡献度考核模块，尤其是结合高校分类改革不断优化应用型教师奖励机制，针对高校组间差异构建差异化的科教融汇质量指标；针对高校组内差异对优化行业技术、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应用型教师及科研人员给予破格晋升机会和通道。教育行政部门应联合行业主管部门成立“评价标准动态委员会”，吸纳企业技术研发者、产业分析师参与指标设计，确保评价体系与创新链需求动态适配。对于科研课题项目，要推行长周期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实行五至十年的阶段性考核，允许研究方向的战略性调整，避免短视化科研行为。对于课题的参与对象，各高校应搭建中小企业专项对接平台，保障在重大项目中中小企业参与比例不低于某一标准；完善产学研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将高校与中小企业合作成效纳入“双一流”考核指标。
在产业端，要扩充评价主体，创新协同评价指标，突破追逐短期经济效益的思维逻辑，强化产学研价值共创导向。除企业自评外，在结果性评价中，行业协会与联合会要结合企业特色和产业需求适当增设基础研究占比、校企合作项目数等指标，对参与联合实验室建设、资助高校前沿探索的企业给予鼓励和特殊扶持。通过产学研协同效能指数等可视化指标，量化评估企业在技术共享、设备开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并将其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创新补贴申领的必备条件，以外部评价、激励改革促进企业自评改革。此外，应当建立起相关过程性评价机制，探索跨主体互评机制，由高校对企业的技术吸收度、成果转化支持度进行反向评价，形成双向约束激励机制。
资源配置：优化“教育-科技-产业”协同网络。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优化富有全局性、主体性和方向性的“教育-科技-产业”三链协同网络，通过政策协同和主体协同满足高校在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的资源需求，进一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政策协同要求各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实现政策互通、人员合作、资金互助与数据共享。需建立跨部门联合决策机制，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教育部针对重大科技项目设立联合评审委员会，打破壁垒，实现项目申报入口共享、数据系统互通。在资源投入上，为校企共建、掌握高水平科技信息的中小型企业搭建前沿技术平台并给予设备购置等基础性补贴；推行税收协同政策，对资助高校基础研究的企业实施研发费用的等比例扣除政策，激发企业参与动力。在数据共享上，要将跨部门的决策信息主动公开，建立数字化信息平台，共享决策、发明、创新等海内外业界最新资讯。
主体协同要求高校以交叉学科建设为核心重构知识供给体系，企业联合高校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此类学科建设需遵循双向调整逻辑：一方面，各高校围绕国家战略产业需求，整合数学、物理、材料等基础学科与工程应用学科，构建能源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医学、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问题导向的交叉学科群，遵循学科知识的内在发展规律，拓展基础理论深度；面向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需求，遵循“产业技术-学科能力”的规律关系，动态调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积极与各高校共建实践基地、企业导师进校等举措，深度参与高校前沿学科建设，并不断增强其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通过产业技术联盟定期发布需求清单，推动高校不断优化科研选题与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参与建立人才成长追踪数据库，整合教育、科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三部门数据，分析毕业生职业发展路径等长周期指标，动态反馈至高校的学科设置与课程设计环节，以形成“需求识别-能力培养-生态反哺”的闭环机制。此外，在主体协同过程中，应当坚持“分类-分层-分流”的思路。
以政策协同和主体协同，最终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秩序性协同。以高端或前沿的基础学科或技术产业为核心，遵循学科知识内部的发展规律、面向相同应用方向、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壮大学科优势等原则，根据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学科基础相似的领域，建立起一系列交叉学科，以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实现产业结构的秩序性“自主发生”。
平台建设：打造新型载体。平台建设是技术转化加速的关键载体。构建“三螺旋×三分类”协同矩阵（见表1），在高校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以质量为导向推进科教融汇的新型载体平台建设需聚焦三大核心路径：构建全链条技术转化服务平台，打造区域协同创新载体以及培育国际化与专业化支撑平台。
来源：作者自制
一是构建全链条技术转化服务平台，破解“死亡之谷”难题。以“敏捷开发”方法论为指导，建立政府主导的中试基地，覆盖从原型开发、工艺验证到成本核算的全流程，集成协同科学家、工程师、产业分析师在内的跨流程、跨学科技术评估团队，将长周期研发拆解为可快速验证的模块化任务，助力高校快速将研发成果应用到企业实践中。这类中试平台需配套概念验证基金，为早期技术的研发应用，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参与提供可行性评估与风险补偿。
二是打造区域协同创新载体，实现要素高效配置。依托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家战略经济圈，构建包含“高校集群-科技园区-产业基地”的立体联动载体。在这一联动网络中，高校输出前沿技术成果与复合型人才；科技园区提供创新创业产业园、中试平台、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与孵化基地等高校、企业难以直接管理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在为高校提供概念验证、科技创新创业机会的同时，依托高校资源为相关中小型企业的早期技术提供可行性验证与商业化咨询；产业基地承接规模化生产与市场反馈，最终形成良好的“需求-研发-应用”产业链。此类立体联动载体通过“创新飞地”“人才双聘”等创新机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有效促进技术、资本与数据的跨域流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深圳科技园区中试与东莞制造基地的协同，实现柔性显示技术从实验室到量产的跨越便是这一联动载体有效实现的典型案例。
三是培育国际化与专业化支撑平台，增强创新生态韧性。校企可通过联合建设或积极入驻硅谷、慕尼黑研发中心等海外创新区域，吸收全球前沿技术红利并推动国内技术标准国际化；发展产业技术研究院，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攻克行业共性难题。同时，政府组织、企业联合会要加强建设权威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深化合作，构建知识流动指数监测体系，动态评估技术转化效能与资源匹配度，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结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命题，其实现路径早已与科教融汇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二者在聚合高质量创新要素、优化人才培养、加速技术转化中共同繁荣，交互演进。面向未来，唯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并以此为基础破解供需适配不足的深层矛盾，进一步重构创新要素流动良性生态，方能将科教融汇的潜在势能转化为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动能。
展望未来，我国科教融汇将在制度设计与知识生产模式两者的协同变革中发展。制度设计的系统化重构将推动创新生态从机械叠加向有机协同跃迁，形成教育端质量评价与产业端需求牵引的动态平衡；而知识生产模式的范式革新将加速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实现基础研究突破、应用技术开发与产业价值创造的螺旋式上升。通过科教融汇质量的可持续提升，我国有望筑牢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史秋衡，同济大学同济讲座教授，厦门大学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博导，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估研究所所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