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林忠钦和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共同探讨新工科建设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期待政、产、学、研、用同发力，携手共赢新时代。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新工科建设意义尤为凸显。
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我们正在推行新工科，这个口号现在已经叫响了，下一步怎么推进，要把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好。教材建设、教师素质、体系融合、基地建设，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中国工科教育前景很广阔。我们要努力提高工科教育的质量，打造好培养‘大国工匠’的摇篮。”
改革开放四十年 高等工程教育“进化史”
记者：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在校本专科生数为28.1万人，2016年则增长到521万人，规模更是跃居世界之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是如何“进化”的？
林忠钦：这些数据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其中，高等工程教育一直发挥主力军作用，其规模的发展壮大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人民实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二是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高等工程教育则配合计划经济实行对口计划分配，专业面较窄，但针对性很强。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就业也从分配制进入双向选择阶段，为此，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普遍实行宽口径培养。到21世纪，产业迅速发展，尤其是信息化、计算机等行业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探索出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吴爱华：目前我国已拥有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是高等工程教育不断改革取得的成果。
自1977年恢复高考，高等工程教育也随之恢复，教育部便组织成立各个专业的教材编审委员会，首先就是解决教材问题。1985年，我国整体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高等工程教育在此背景下也开始积极进行改革探索：改革方向上，提出在强化基础的同时重视实践，建立了一批工程基础课程教学示范基地，还通过世界银行贷款等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专业设置上，经过两轮专业设置改革，抨击了专业分得过窄，知识分得过细之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上，则开展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的课程体系改革，一批课程内容进行了更新和现代化。
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高等工程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同时也面临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问题。经过探索实践，2006年我国开始实施试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0年教育部又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二是创新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一批高水平工程教育师资队伍，并扩大工程教育的对外开放。几经努力，2016年我国工程教育认证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组织《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
记者：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更需要高等工程教育有所作为。如数字化工厂在东莞某智能制造企业应用，用工人数从200多人锐减到30多人，生产效率却提高了20%，开发周期也缩短了30%。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将如何应对新时代的变化需求？
林忠钦：自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来，我们也在思考：到2025年，中国制造将是何种模式？又需要怎样的工程人才？
在我看来，高等工程教育在两方面一直发生变化：一是理论和实践的主导性变化。二是专业的宽泛和细分变化。1949年以前，我国以学习欧美为主，专业划分较宽泛。1949年以后，我们开始学习苏联模式，专业也开始细分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实行宽专业，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学科为例，该学科在1992年大概有5个专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统一合成为机械工程。
所以，面向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工科教育要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工科人才，这就要求高校要尽可能实现个性化办学，使高等工程教育实现多元化发展。
吴爱华：的确，“中国制造2025”等一批国家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工科人才培养和新兴专业建设，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加快发展一批新兴的工科专业，主动面对产业发展。历次工业革命都表明，工业革命对高等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高等工程教育更需要主动应对，提前谋划，特别要在新兴领域占据更多主动权，作出战略性思考。
二是加快提升工程科技人才和工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跨界整合能力。当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深入开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但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高提升。
三是加快建立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教育对象不断发生变化，教育管理也就需要不断变革，提供给学生更多选择和自主发展空间；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还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给学生提供更多新颖的教学资源，促进其提升学习效率。
四要加快国际化工程人才培养。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需要更多工程科技人才走出国门，到国外承担更多工程项目，这就需要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提升他们在当地国家工作的能力。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等工程教育启“新”篇
记者：虽然我国是高等工程教育大国，但大量制造业企业依旧存在“用工荒”问题，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企业更是求贤若渴。如2017年广州等地的春季人才需求招聘会上，某能源科技企业拟招聘60余名技术和管理类人才，最终却只招到不足10%。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国际竞争愈加激烈，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将如何以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为目标，进行改革创新？
吴爱华：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一方面是传统产业去产能、去库存，造成一批传统产业领域的工科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一些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人才需求非常迫切。因此，为应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自2017年开始提出新工科建设思路，主要从五个“新”发力：
一是树立工程人才培养的“新理念”。高等工程教育要提升工程人才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要树立综合化的工程人才理念；要树立全周期的工程人才培养理念（CDIO），也就是集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为一体的工程教育模式，以产品研发到产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使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专业学习。
二是建立工程教育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一方面要改造升级传统的工科专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目前我们已在互联网技术领域实现较快发展，有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工科每年的毕业生和我国互联网技术领域的毕业生比例是1∶1，我国互联网技术大类专业毕业生比例约为我国工科教育的1/3，并将持续提升。因此，为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快在一些新兴领域人才培养的布局，逐渐形成工程教育的“新结构”。
三是探索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部自实施新工科建设以来，提出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深化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和大学组织模式创新等，给予学生更多个性化发展空间的同时，还要建立高层次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四是建立工程教育的“新质量”。2017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各个专业类的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工科类专业标准已正式建立。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进一步扩大认证规模，使我国更多专业能与国际实现实质等效。
五是探索工程教育各高校分类发展的“新体系”。即工科优势高校、综合性大学和地方高校都能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各类学校分类发展，进而支撑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为我国创新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工程创新人才。
林忠钦：“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说明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存在“时间差”。也就是说工科教育的专业知识体系未能与时俱进、与工业界的发展同步，从而使高校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往往是滞后的。要解好这一“时间差”需要高校对人才需求作好预测，并在人才培养上要确确实实做到按需培养。
此外，“用工荒”还表明工科教育较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一线生产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企业需要大量的有知识且实践能力强的技术人才到生产一线。所以，解决“用工荒”还需要高等工程教育做好实践教育。
记者：今年年初，上海交大揭牌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将重点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积极培育多学科、跨学院、有特色的研究团队。作为新工科建设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的实施者，上海交大做了哪些有效推进工作？
林忠钦：自新工科建设提出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就一直在积极思考和探索，并成为由教育部组织的新工科专家组的成员。
就我校新工科建设而言，我认为首先要做到两个加强：
一是加强专业领域的问题导向。我校工科学生数量大概占据我校一半以上生源，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强调以专业领域的问题为导向，能够使学生有一定的方向之长，但这一方向之长与专业之长不同，不只是到企业适应企业的岗位需要，更要使学生具有新型的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
二是在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基础上，加强应用能力。尤其是我校数理化、生物工程等学科专业学生，要使其不仅在工科类方向延伸，还要进行更多专业领域的拓展性学习。
那么新工科具体是什么？我认为现阶段可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一是从理科优势高校角度。重点在于将应用理科向工科主动延伸，孕育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专业，逐渐形成新兴工科，乃至促进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二是从工科优势高校角度。重点在于工科学习的宽度和深度上的同时加强，在宽度上要学习更宽泛的基础知识，在深度上也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加强工程实践，既要注重通过传统工科的融合，产生适应新产业的新工科，又要重视理科与工科的融合，产生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工科。
四十周年新征程
新工科建设继往开来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发展壮大新动能，要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改革开放40周年及展望100年之际，新工科建设将如何与政、产、学、研、用等各领域、各阶层共同开拓和探索，携手共赢新时代？
林忠钦：从政府角度来讲，首先要做出并做好更多社会需求预测，如此才能使不同层次的学校按照社会需求提前做好人才培养准备。
从大学层面来讲，最主要的是做好知识体系设计。当前产业技术提升快，产业应用技术发展快，教材落后于技术，学校培养的知识落后于产业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新工科教育构建工科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加强校企紧密联系。如实践改革方面，在实践课程中邀请相当批量的企业界高级技术人才来校讲授最新科技；在实践项目设计中引入企业实际项目；在实践竞赛中，引导和鼓励学生参加企业竞赛等。
吴爱华：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产业变革速度非常快，大学尤为需要在一些与产业紧密结合的专业课程上加强与企业合作。
所以说，新工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其希望通过改革能实现三个转变，即要从适应产业向引领产业转变，人才培养从学科导向向以产业需求导向转变，从学科分科向交叉融合转变。由此来看，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不失为实现这一改革的有效途径。
2017年，教育部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共有近300家企业参与其中，项目立项1万多项，提供的经费支持近38亿元。可见，新工科建设也得到了产业界积极支持。未来，教育部还将进一步做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因此，对于行业企业，则希望其能深入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为新工科建设提供更多的项目支持。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支持新工科建设，主动根据当地产业发展谋划新工科项目。
对高校而言，人才培养需围绕“建立金融产业、科技人才为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态环境主动作为、积极谋划，继续深化高校内部综合改革，如应用型高校更多地探索建立产业学院，和企业一同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型大学可以更多地谋划未来技术学院，使人才培养能够面向未来，与产业更加紧密互动，甚至能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教育部还将适时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最终实现和相关行业部门协同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这一目标。(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