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之必然性。但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当前我们亟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建立和践行“四个自信”，这也是当前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理论自信引领发展方向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发展理论是以宏观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并融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根本依据和要旨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又具有发展性与包容性，能提供一种与时俱进、兼容并蓄、不断深入现实的思想工具。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国化，必须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一个逻辑起点、两种视角、三维框架”的理论体系：
一是将多样性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最为本质的特征，这既与现代教育的价值追求（满足每个人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内在关联，同时又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是以高等教育原理与国际比较高等教育两种视角来相互联系地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供分析的“深度”和“宽度”。高等教育原理视角的分析“深度”更多的是揭示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国际比较高等教育视角的分析“宽度”则时常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可为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案例国依据，另一方面它也可为发现特殊规律提供个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国际比较借鉴时需充分考虑比较借鉴对象的可比性，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尤其要避免将高等教育立足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些正确的思想认识及实践做法，在不可比或简单拿来的所谓“比较借鉴”中，以“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名义而改革掉。
三是以“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建构三维分析框架，搭建好衔接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桥梁。高等教育的发展理论从理性思维领域，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变化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则是主体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针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方向及其遵循的原则等而提出的发展主张，从而更具针对性、更为有效地引领和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需要指出的是，密切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良性关联特别重要，因为只有当理论对实践起到正确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道路自信形塑中国模式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没有现成道路和固定模式可循，先发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更多的是内生于自我探索；而后发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则是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通过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实际上，少有国家是完全照搬或模仿其他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而取得成功的。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疑要在适当比较借鉴国际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自主创新，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引领下坚定不移地走本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这也是中国应有的道路自信。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也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道路探索所取得的成绩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取得跨越式发展，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7年中国全球前500的大学共有12所，ESI学科数增加至617个，R&D支出达1.75万亿，国际科技论文总量与被引量均列世界第二。在“2018泰晤士亚洲大学排行榜”上，中国有101所大学上榜，中国高校在世界主要排名中位次整体前移，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已开始冲击世界水平，中国办世界水平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已开始形成。这些令世人瞩目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成绩单，仅靠一味依附和模仿是得不来的，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坚定道路自信，立足自主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当今中国大学已经或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蕴含巨大创新潜力与活力。如构建新型的高校教学、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得以践行和彰显；高等教育改革路径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调，改革动力上注重体制机制创新等，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模式；还有，在中国大学以院校自主为核心的价值观、以伦理为中心的知识探索、重视高等教育的社会使命等一些关键性特征，也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具有中国元素的多样化发展资源。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而且在高校层面也受到政策的鼓励。如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就指出“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可以预期，当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与高校层面的自主创新交汇在新时代，中国必将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出极富时代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制度自信完善大学治理
大学的含义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这些具体任务是什么。尽管许多大学制度正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壁垒，某些理念成为一种全球流动、与时代相适应的普适性理念，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办学主体、管理体制、拨款方式、组织形式等差异，制度建构需要因地制宜。一些制度的价值可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但制度建构必然是基于本土环境的特殊设计。比如在践行“大学自治”理念的实践中，法国实行“行政管理上的集权主义”，而德国倾向于“政治化的墨守法规”，英国大学“在国家体制中自治”，美国通过“分散控制和市场体制”管理大学，日本的大学则演化出“院校等级制度与双重控制机构”。这种规范性与自主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依存的特征，充分揭示了大学制度与国家政治经济的深刻联系。
大学制度不仅植根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之中，更是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处理大学与外部、大学内部各种关系的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当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以及发展路径的必然产物，这既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资源，也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必须正视的本土逻辑。
同时，大学制度还关乎时代发展，新时代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中诸多现实问题往往催生出制度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于扎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进一步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大学使命调整和完善大学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平衡机制。具体而言，即逐步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通过大学章程等契约形式厘定大学与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和完善学校理事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支持和参与学校发展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平台。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规范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强化依法治校，明晰党政学职能的权力边界及协调运行机制，形成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政府监管问责、多元民主参与、权能集中平衡的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
文化自信铸就大学精神
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100多年来中国曾经尝试过多种跟跑的高等教育发展方案，从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再重新到学美，几经变迁、一路探索。实质上，中西“体”“用”的纠结恰恰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文化价值的矛盾冲突。由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落后，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建构路径不可避免裹挟着文化认同和价值评价上的偏差。应该认识到，尽管西方尤其是美国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但绝不意味着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选择都是或必须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实际上一些非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多样化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也说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西方强势不能作简单化的文化归因。
同时，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理性视野，以便提供“世界性”知识所必需的公共理性和文化资源。因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不是以西方文化为自己的唯一标准，而需要更加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中外互鉴，尤其要注重挖掘和吸纳本土的文化传统，通过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优秀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以中国古典书院为例，有学者认为，古典书院所表达的普遍教育精神既是现代大学新教育精神创生的引导性媒介，同时也会经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教育精神的构成性基因。书院的研究高深学问的组织宗旨、“从游”的师生关系、博约结合的课程设置，以及问答研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大学教学和科研的相关制度。
从这一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不仅源自本国当下的自主创新与现代大学发展方向的高度内洽，更源于文化传统元素在当代中国境遇下的继承与创新，并使这种继承与创新在实践过程中实现高度内洽。也只有将大学文化建设置于传统与当代连贯相通的情境中，它才能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高等教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文化重镇的旗舰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因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主动辨识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更好地传承，又要基于国际视野和未来取向完成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最终铸就引领时代风向、风格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精神。（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3日；作者卢晓中系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重大专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国化研究”）
——链 接——
走出理论依附的窠臼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自信是相对于高等教育依附理论而言，源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依附理论一个时期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实践。该理论依据其“边缘——中心”的分析框架，提出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对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依附，主要体现在理论依附、心理依附、模式依附、知识生产依附、语言依附、人员依附等方面，而且这一依附现象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必将愈加严重和凸显。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在一个时期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该理论的影响。同时，一些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也曾在近二十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应当说，对于国外理论适当的学习借鉴是必需的，但如果缺乏结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化，甚至一味依附，势必误导发展方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走出理论依附、食洋不化、盲目借鉴的窠臼，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以更好地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包括建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理论来引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方向，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核心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