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持续20余年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与学术热点追踪评析，对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和参考意义。对23家教育类最具影响力期刊的发文统计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态势，公办本科高校是产出的主力军，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贡献占比较大，高贡献机构的占比优势持续保持，其他类型院校参与度低；同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境外机构等积极地参与到高等教育科研活动中，呈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融合性。结合关键词词频分析结果并综合多位专家意见后，凝练出本年度的高等教育研究十大学术热点，对其研究进展、主要观点、研究趋势展开分析研判。
关键词：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学术热点
2024年是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国教育大会胜利召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成制定，为教育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启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高等教育战线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高等教育科研活动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活动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提供理念指引、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持，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形成紧密的互动互促关系。学术论文既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记录，也在形塑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未来形态，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是学术论文成果展示与交流的主平台，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紧密相关，发挥着传播、服务、引领的重要作用，是观察、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况的重要窗口。
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科研活动的现状，积极服务扎根中国大地的高等教育学建设，《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完成了2024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本次统计论文收录期刊的范围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23—2024年）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中高等教育类“双核”期刊，以及复合影响因子2.9以上、综合影响因子2.1以上的教育综合类“双核”期刊，且均为“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及以上类别的期刊，共计23家。
经统计，2024年23家期刊共刊载各类稿件3191篇，剔除短论、征稿通知、笔谈、卷首语、学术动态等文献信息，以及刊载的非高等教育类学术论文，获得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共计2066篇。
一、2024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布情况
本次统计采用2024年6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名单，共计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68所，含本科学校1308所、高职（专科）学校1560所；成人高等学校249所。根据名单的信息统计，公办本科高校885所，公办高职（专科）学校1 169所，民办本科高校411所，民办高职（专科）学校388所，中外合作办学及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本科高校11所、高职（专科）学校3所，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教育的学校1所。
在筛选后获得的2066篇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中，剔除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境外高校以及政府部门、教育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军事院校等机构的149篇论文，最终保留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境内普通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类论文1917篇，以此作为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的基准数据。
2024年，共有322所普通高校在统计范围内期刊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普通高校总数的11.23%。如表1所示，各类型高校的发文数量与发文机构数量相差极大，公办本科高校是高等教育科研论文贡献的绝对主力。其他类型高校的发文贡献占比极小，民办高职（专科）学校无相关论文发表。
（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情况
如表1所示，2024年度共有296所公办本科高校（同类院校占比33.45%）在统计源期刊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校均发文6.36篇。相比2023年度，发文机构数和发文总数均有所下降，但校均发文量略有上升（2023年为6.24篇）。在公办本科高校内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呈现出较明显的不平衡特点。
1. 高贡献机构的论文产出贡献占比高。本研究将年度发文数量在5篇及以上的机构定义为高贡献机构。2024年度公办本科高校共有高贡献机构89所，共发文1509篇，占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总量的80.18%，占全部高校发文总量的78.72%；45所发文10篇及以上的高贡献机构共发文1228篇，占高贡献机构发文总量的81.38%；22所发文20篇及以上的高贡献机构共发文912篇，占高贡献机构发文总量的60.44%；6所发文50篇及以上的高贡献机构共发文418篇，占高贡献机构发文总量的27.70%。（见表2）
2.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论文产出贡献占比高。2024年，11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共发文1395篇，占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总量的74.12%；校均发文12.24篇，是公办本科高校校均发文量的1.92倍。
在高贡献机构中，有64所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71.91%，共发文1275篇，占比84.49%。对比高贡献机构发文量的5~9篇、10~19篇、20~29篇、30篇及以上4个区段，“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占各区段高贡献机构数的61.36%、73.91%、77.78%、100%，发文数占比分别为63.35%、73.10%、78.90%、100%，随着发文量的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比重则不断增加，在30篇及以上的区段全部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以上数据呈现出高贡献机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度重叠关系，显示出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双一流”建设高校所形成的学术积淀与学科建设优势，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发展高等教育理论、丰富办学育人实践上的生动印证。
（二）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发文情况
2024年，17所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共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24篇，校均发文1.41篇。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发文4篇，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发文3篇，其余14所院校各发文1篇。合并已升本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6篇）、金华职业技术大学（4篇）、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1篇）、浙江药科职业大学（1篇），高等职业学校共发文36篇。
（三）民办高校发文情况
2024年，共有9所民办高校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11篇，均为民办本科高校。其中，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西安欧亚学院各发文2篇，其余7所高校发文各1篇。
（四）其他机构发文情况
2024年，共有92家其他类机构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149篇，机构平均发文1.62篇。共有3家机构发文在5篇及以上，合计发文30篇，占其他机构发文总量的20.13%。（见表3）
在这些机构中，教育部各司局及直属单位（不含教育部主管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共发文44篇，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直属机构发文38篇，4家学术社团共发文13篇。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科研活动中，显示出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放性、多元化。另外，2024年14家境外高校发文21篇，相比2023年机构数（9家）与发文数（12篇）均有较大提升。境外高校更多地参与到国家高等教育科研活动中，也显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凝聚力、开放度都在不断提高，这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价值认同的具体体现。
（五）发文高校区域分布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是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区域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表征，也是观察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参照。从2024年的各区域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分布来看，其特点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东多中西少、东强中西弱”的特点保持一致。东部地区的各项指标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与2023年相比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见表4）
具体到各省的分布情况，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第一，发文量超过100篇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湖北省、广东省，其中有5个为东部地区省份；发文量低于10篇的省份有7个，仅有河北省一个东部省份，其余均为中西部省份。第二，校均发文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9个省份，分别为上海市、北京市、重庆市、福建省、吉林省、浙江省、湖北省、甘肃省、陕西省。第三，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无高校发文。（见表5）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一方面，各省份的高校发文总量和高校校均发文量，与该省份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科优势明显的高校对该省份的论文产出贡献突出，如厦门大学之于福建省、天津大学之于天津市，分别占比为72.22%、63.64%。
二、2024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
本研究将年度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高贡献作者。经统计，2024年度共有高贡献作者82人，占第一作者总量（1669人）的4.91%；共发文305篇，人均发文3.72篇，占总发文量的14.76%。
在高贡献作者发文数量的分布上，活跃作者的最高发文数量是7篇，有2位作者（王战军、刘振天）；位于5~6篇区间的作者有13位，共发文70篇，分别为别敦荣、段世飞、韩双淼、李立国、林健、刘海峰、马浚锋、史秋衡、眭依凡、邬大光、阎光才、张炜、赵婷婷；发文4篇的有20位，共发文80篇；发文3篇的有47位，共发文141篇。
进一步统计2022—2024年连续进入高贡献作者名单的情况发现，共有23位作者3次进入活跃作者名单，占3年高贡献作者总数的14.38%；共有26位作者2次进入活跃作者名单，占比16.25%。高贡献作者重复出现的比例显示了高贡献作者群体中出现了稳定的贡献作者，同时也显示了高贡献作者群体稳定性与开放性的协调统一。
2024年的作者署名情况统计显示，两人联合署名是最为主流的署名方式，进一步统计发现，联合署名的总占比达到69.55%，相比2023年度上升了2.51%，这显示了合作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科研活动的主流方式的地位得到巩固。（见表6）
2024年第一作者职称情况统计显示，2066篇论文中有1638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有职称说明，428篇论文未标注作者职称信息；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占比较高，合计占比达到54.26%，相比2023年度增长0.84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博士研究生的占比也较高。（见表7）这显示了高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期刊作为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吸引和凝聚着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者群体，既有研究资历较深的专家学者群体，也有充满活力的新生代研究群体，从侧面反映了高等教育科研生态的学术延续与活力。
三、2024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热点分析
作为表达学术论文主题的关键性因素，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准确并充分地揭示论文主题内容。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本年度高等教育科研人员关注的热点以及热点之间的联系。本研究采用关键词分析方法，对统计范围内的学术论文关键词信息进行提取、删选、拆分等处理后，合并“学位法”和“《学位法》”等表达格式不统一但含义相同的关键词后，进行词频处理分析，独立出现的关键词一共5252个，其中只重复一次的关键词4236个。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是一个常用来测量和描述节点的联系重要性的指标。一个节点的节点度越大意味着这个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参考普赖斯公式计算结果并根据经验法则，最终确定高频词的阈值为13，经统计为52个高频关键词。（见表8）
如表8所示，“教育强国”“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等关键词稳居热点关键词的头部位置，显示了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的延续性。同时，本年度也出现了“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拔尖创新人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的热点词汇，反映着高等教育研究与政策热点、社会热点之间的高度互动特点。同时，关键词词频与度中心性并不呈现出完全的一致性，如“科技创新”“专业学位”“教育现代化”“数字技术”等关键词就属于词频不高但度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显示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在高等教育科研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相比2023年度，“教育强国”“拔尖创新人才”等关键词的词频和重要性都有所上升，而2023年度的高频关键词“ChatGPT”则没有出现在本年度的高频关键词名单中。由于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问题出现时，关键词的表述并不统一，因此在关键词分析时会出现相似概念聚类的情形，形成“热点词集群”，如“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教育数字化”等。
综合考量关键词的统计分析结果并征求多位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2024年度高等教育研究十大学术热点关键词，分别为建设教育强国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立德树人，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双一流”建设，教育综合改革，卓越工程师与工程教育，跨学科、交叉学科与学科建设，学位法。本刊诚挚邀请了十位专家学者聚焦十大学术热点展开研究评述，以反映出各热点领域的学术动态与发展。
（一）建设教育强国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教育部积极推进《纲要》的制订工作。2024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胜利召开。高等教育研究在思想、理论、谋划、学习、阐释、实施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学理探讨。
2024年，高等教育界在建设教育强国与高质量发展研究方面的重点在“谋”，谋思路、谋战略、谋措施，思大局、判趋势、究学理，既直接服务了《纲要》的制订，又配合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开展了对大会精神的学习贯彻阐释，并达成以下共识。第一，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从世界强国发展历史来看，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都循着先教育再科学而后经济渐次发达的规律，说明教育之强推动了国家之强。第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教育强国建设要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更要建立在自身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第三，建设教育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教育规律。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遵循的教育规律，主要包括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学术发展规律、教育管理规律，为此就特别需要处理好建设教育强国的五个重大关系。第四，高等教育要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创新需要。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现实生产力，与教育、科技、人才关系紧密。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引领，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务实推进，高等学校的理工农医类学科要把我们怎么干弄清楚，人文社科类学科要把干的道理说清楚。第五，以体制机制改革解决创新活力问题。创新贵在活力，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迁，需要学术发展实现从跟踪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变，需要通过评价改革激发创新并推动创新形成生产力。
主要学术观点。其一，教育强国强什么？教育强国建设肯定要建设出教育强国，但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是发挥其先导和支撑作用来支撑国家的强国建设。所以，教育强国建设既有把自己建强的任务，更有让国家强盛的责任。其二，以创新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国家发展的创新要求，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创新来引领，通过培养创新人才和产出创新成果来服务国家发展的创新力。其三，协调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相统一。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的争论，前者认为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后者认为教育要按自己的规律办事。需要协调二者相统一，在支撑社会发展中遵循教育规律。其四，推进高等学校分类改革。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契合经济社会的呈现形式，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实现基础，所以推动高校分类改革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五，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而社会发展又需要创新形成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应以创新牵引，一体到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中，产生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发展的整体效能。其六，强化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将在数字教育形态下实现，教育模式改革将推动新的教育范式产生，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扎根大地办学、服务区域经济、教育体系建设等做好基础性支撑工作，针对科技创新突破、学科专业调整、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问题解决等做好战略性支撑工作。高等教育将通过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支撑，并推动自身的强国建设目标实现。
（二）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首次将“科教融汇”纳入教育改革发展布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部署。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科教融汇是实施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创新型人才培育理念、科教双向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是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对育人理念重塑。科技创新在支撑和引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教融汇作为一种新理念，是教育强国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有学者指出，科教融合超越了过往单纯教育与科技相结合的操作层面，对先进教育理念进行跨界整合，深入剖析知识的生成机制、传播途径及其应用逻辑，揭示了教育与科技交互作用。科教融汇将科技与教育两个系统置于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发展场域中，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实践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增强了各级各类教育对现阶段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关切，促使社会各界重新审视知识的本质属性、学习过程的内在机理以及创新活动的多维含义，推动构建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的教育科技生态系统。
二是科教融汇是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的双向赋能。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人才成长的赛道，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后备人才的苗圃。推动高质量教育和高水平科技创新联动发展，形成“乘数效应”，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条件。科教融汇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教育理念、方法、模式系统性变革与重塑，缩小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也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牢牢绑定，形成“三教合一”的有益局面。教育发展需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
三是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区域创新活动提供知识来源和人力资本储备，科技创新资源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奠定坚实基础。有学者提出，相当数量的高校仍然难以完全融入科技创新中心的组织网络，办学体制教条化使区域创新活力被极大削弱，优绩主义指标评价方式压抑创新成果酝酿和生成。基础研究到产业实现的转化周期明显缩短，作为创新源头的大学正受到来自创新型企业的冲击。
推进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是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建构新时代教育新形态的破题路径。
未来，学界可以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新要求新趋势，在继承、总结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以下领域的研究：一是深入探究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加强对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机理、路径、保障策略的研究；二是聚焦国家重大创新战略需求，分层次分领域探究“教育-科技-产业”生态体系构建，更加关注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区域发展的耦合关系；三是关注科技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探索科教融汇赋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四是着眼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探究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机制，研究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策略。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呈现出主题深化、内容拓展、方法多元化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体系化、多样化的研究格局。第一，研究主题拓展与深化，涵盖从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界定到实践路径的全面探索，从理论研究扩展到对实践问题的深层次挖掘。研究者提出创新人才的形态与类型，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区分拔尖人才与创新人才，认为两者的培养目标与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聚焦于选拔机制的优化和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综合评价、灵活考核的重要性。第二，研究对象多元化，覆盖不同教育阶段和学科领域。相关研究从高中到大学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涵盖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全周期；相关研究涉及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等不同领域，关注欧洲高校人文社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揭示理工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分布特点等，对战略性新兴领域拔尖人才培养投入了更多关注。第三，研究方法多样化，从传统的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拓展。或者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拔尖创新人才学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或者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拔尖计划的演化逻辑。问卷调查、访谈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比较研究也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
已有研究在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界定、选拔机制、培养模式、评价机制和保障体系等方面形成较为系统的观点，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一，拔尖创新人才可分为领域拔尖型和跨界创新型，前者指在特定领域内表现卓越的人才，后者则指能够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界整合和创新的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内涵不仅局限于学术精英，还应包括能够在实践中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第二，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阶段性特征，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与选拔应突破“唯分数论”的单一选拔方式，建立多维度、综合性的评价机制，通过动态考核机制对人才的成长潜力进行多次评估，还应该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优化选拔机制，以更高效地识别学生的潜在能力与创新潜质。第三，培养机制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核心环节。充分利用科研平台与学术资源，通过科教融合的方式，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重视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强调系统化培养重要性；打破学科界限，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设置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跨领域思维能力；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与协同实践是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第四，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机制，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更全面地反映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与创新成果；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与创新潜质的考察，注重对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国际视野的考察。第五，国家层面应加大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与制度保障力度，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机制，通过资源整合与合作共建，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与创新平台。社会文化环境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至关重要，应营造包容性强、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综上所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仍有以下研究方向与实践领域亟待深入。第一，深化拔尖创新人才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提炼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与成功经验，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框架，形成跨学科研究范式。第二，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不同领域与发展阶段。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贯通式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加强国际比较与技术赋能。推动高校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拔尖人才，探索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在拔尖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推动教育评价与教学手段的智能化。第四，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推动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迭代优化。
（四）立德树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重大课题，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理论热点。2024年是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年，是《纲要》的起始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五周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自然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一年来，专家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展开全方位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需要准确把握立德树人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系。一方面，立德树人能够从根本上确保教育强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党对教育强国建设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强国人才精神力量的根本路径；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为立德树人创造了良好的育人生态，增强了广大教师立德树人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优化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环境，为立德树人的协同推进提供了更有力的社会支撑。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纲要》开篇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这一重大工程，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战略工程。高质量实施这一工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以《纲要》的总体部署为主攻方向，全面梳理和运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经验，强化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筑牢高校立德树人工作体系的四梁八柱。三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着力构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生态新格局。要从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面构建立德树人的工作大格局。需要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办好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大思政观，构建一体化、联动化、协同化的立德树人系统工程；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铸魂育人工作合力体系；注重师德修养和师风建设，练好立德树人的内功。四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潜在的风险。人工智能时代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何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发展，如何达成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的辩证统一，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和弘扬。在实践向度上，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两面性，这是有效提升育人实效的前提；要构建以思政课程为内核、课程思政为外核的课程体系，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要坚守师生角色伦理，这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根本。五是立德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话语体系中最具标识性的概念，它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与发展教育的历史经验。以概念史为方法论，同时基于实践史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如何立德树人”等丰富内涵，可以梳理出立德树人概念经由蕴蓄期、萌芽期、初创期与发展期的百年生成脉络，从而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其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此外，还有专家学者从深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发挥就业育人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等视角，探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方法、途径、经验、模式等。
（五）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
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继续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的融合正在引发深刻变革，尤其是在数据处理、模式识别、个性化推荐、逻辑推理、知识创新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的重要工具。首先，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突出地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在教育中开展应用。许多学者关注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教学系统，尤其是在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智能辅导系统方面。智能教学系统不仅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还能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实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其次，打造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实现“助教、助学、助育、助评、助研、助管”等核心功能，以智能生态重塑教育未来，全力构建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智慧教育新图景。此外，人工智能在助力科研方面表现出色。尤其是中国科技团队推出的DeepSeek在逻辑推理和中文语义处理方面展现出了显著优势，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支持。
主要学术观点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为在教育中实现个性化教育与自主学习提供了支持。许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实现精准的个性化教学，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智能化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兴趣、学习进度等信息，推荐合适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个性化教育有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也有部分学者强调，个性化教育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师生互动，不能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系统。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入应用给教师角色带来挑战。传统上，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和管理者，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教师的角色更多地转向学习引导者和教育设计者。很多学者讨论了教师角色转型的问题，认为人工智能应当是教师的得力助手，而非取代教师。研究指出，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进行针对性指导，并且通过更多的人际互动，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第三， 教育公平问题仍然需要关注。尽管人工智能能够提升教育质量，但其可能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如何缩小数字鸿沟、消除数字负担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第四，人工智能教育的伦理与隐私保护问题凸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学生的个人数据和学习数据必须得到严格保护，避免数据滥用。如何确保教育大数据的安全性，如何在智能教育系统中实施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如何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中的不当使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人工智能教育立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被提上日程。
当前，人工智能在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必将继续影响着教育变革。在本体论层面，当前学界围绕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会在未来具备主体性或主体能力（Agency）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辩论。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得以实现或部分得以实现，这将会对教育主体性的讨论带来新的视野，师、生、机由互动、协同到共生将成为可能。在认识论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而大学一向被视作进行知识生产、探讨高深学问的专门机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给大学带来了崭新的挑战：它究竟会挑战大学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传统地位，还是会巩固大学的这一地位，则有待进一步观察。在价值论方面，在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过程中，究竟是被视为实现更优质教育的工具，还是被视为具有主体性价值的存在？如果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或主体能力得以实现或部分得以实现，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意识和（或）情感，人类对人工智能究竟负有什么样的义务？人工智能是否会挑战人类的共同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高等教育检视人类的价值预设。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事关人类对美好教育的共同愿景。
（六）“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在2024年依然是热点主题，表现出发表成果多、研究主题分散、研究深入且兼具实际与前瞻性的特点。
研究认为，“双一流”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对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抢占学科前沿高地及提高国际话语权有重要支撑作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强调新增学科以需求为导向，平衡当前与长远、紧缺与“饱和”、基础与应用、单一与交叉、供给与需求、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中国式现代化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其核心在于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涵盖育人、学术、服务、文化和国际形态的多样度、开放度、包容度和优势度。
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是“双一流”建设的新领域。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全球数字化潮流的必然要求，对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社会转型及落实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价值。推进数字化转型需强化政府引导、鼓励企业参与、重构内部组织、培育数据文化及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一流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创新，推动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新兴产业发展和原创技术落地。实证研究表明，科研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制约作用，而产学研融合体集聚则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资源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需避免盲目扩大规模。
“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更加落地，涉及区域比较和教师胜任力评价。区域比较发现，西部地区高校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南部、西部和北部高校对人才培养政策关注度不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平均水平偏低，个体差异较大，教师的学科领域、职称、访学时长和次数等因素对其有显著影响。海外流动经历优化了海归教师的海外学术网络，但也同时削弱了本土学术网络。教师核心胜任力包括学术能力、组织能力、混融能力、开放能力和培智能力，高校应加强系统性支持和前瞻性引导。评价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指挥棒”，应建立全周期评价模式，回归以人为本，回应国家战略。
一流人才培养研究有走实走深的趋势。研究表明，“双一流”建设对相关高校生源质量有积极影响，存在“身份效应”，但学科入选可能降低相关专业生源质量，对同一高校普通学科专业有积极影响。“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发挥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力军作用，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研究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的核心能力、研究能力、自我认知与全球化能力显著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生教育是一流人才成长的关键，“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完善培养方案，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科学研究，发挥导师“第一责任人”作用。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独特作用。“双一流”建设政策显著提高了入选高校的科技创新产出，产学研融合发展是加快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顶尖科技人才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资助是提高科技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
“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地方和城市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研究表明，社会服务能力已成为影响一流大学办学声誉、发展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双一流”建设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创新能力，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学科未来发展应采取紫海战略思维，走综合协调发展之路。
研究还涉及“双一流”建设国际化问题。“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兼蓄全球教育资源、驱动跨国科研合作、强化国际师资队伍建设、扩大全球话语权、培塑文化传播能力等举措推动国际化战略。“双一流”建设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
（七）教育综合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关键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将高等教育定位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学术界围绕教育综合改革展开系列研究。
内涵界定。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是统筹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治理、保障机制的治理型改革。治理型改革与发展型改革相对。发展型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提高人才培养规模、质量和学术创新水平，强调通过“先行先试”激发教育主体活力，旨在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治理型改革是在强调推进发展型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正视改革积存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制度保障。如果说发展型改革是单兵突进性的改革，那么治理型改革是综合性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和历史方位决定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决定了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改革攻坚的核心关键与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在体制机制，从“放管服”改革、科教融合体制改革、高校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教学科研组织方式变革、评价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着手，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关键在“立”。
重点领域。第一，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一是分类推进高校发展。二是优化高校结构布局。三是持续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四是强化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机制，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我生长”的生态系统。第二，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战略科技中的作用。一是要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新质人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综合运用国家战略和市场机制引导高校科研坚持“四个面向”，增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造血机能。三是激活国家、大学、科技园等产学研平台，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依托，加快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四是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三，全速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要坚决推进破“五唯”改革，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树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大学经费配置改革，统筹国家中心模式和市场导向模式，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三是要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机制。四是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以大教育观为引领，建立在科技创新中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中提升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未来研究应聚焦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引治理现代化，建立“质量-特色-贡献”三维监测体系。以数字治理标准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制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动态监测体系，特别是研究如何科学自主确定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评价标准。二是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办学模式创新，破解资源分配不均与协同壁垒。以人工智能赋能推进教育模式转型。三是再造育人生态系统，破除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生态系统。
（八）卓越工程师与工程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卓越工程师”定位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标志着工程教育进入追求卓越质量的创新发展阶段。工程教育聚焦“卓越工程师”培养，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促进校企协同的培养体系建设与课程内容改革；以组织创新为突破点，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新型组织；以高层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为重点，深化工程类研究生分类培养改革；以新一代技术变革为引擎，推进工程教育智能化转型与专业的“智能+”改造升级。2024年，学者们在新型组织建设、校企协同培养高层次卓越工程师、技术赋能工程教育教学等热点议题上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新型组织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与现代产业学院是促进教育、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本土化组织创新。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高层次行业领军人才，研究者分析了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建设目标、理念、内在要求以及人才培养标准等，重点讨论了其作为新生事物，要在教育治理和组织变革层次处理好各种关系问题，包括机构定位的内外关系、培养流程的分合关系、机构运行的校院关系、多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及制度保障的层级关系。现代产业学院侧重区域产业升级的适应性人才供给，在过往研究关注产业学院的目标、职能、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成效评价等方面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产业学院建设中的共性问题，面向新产业发展转型，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任务、职能内涵也需做出调整，应从完善专兼职教师制度、调动多主体参与建设积极性、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促进产业学院建设。
校企协同培养高层次卓越工程人才。在深化研究生分类培养改革背景下，研究者聚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围绕培养理念、目标、过程、多主体协同等方面，探讨工程硕士的校企协同培养机制。具体而言，要以提升研究生的工程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加强招生计划-培养方案-培养环节监管的校企全过程培养，构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生态圈。研究强调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的关键在于政、校、企跨越组织边界，助推科教资源转化和建立产教纽带关联，高校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具有产教融合育人的优势。
技术赋能卓越工程教育教学。数智化教育是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重要支撑。研究重点关注教育模式革新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探讨课程教学、工程实践、教学评价等教育过程与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研究者认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专业、课程、教学、学习、评价、资源配置和平台建设等的数智化转型存在诸多挑战，提出以重大项目群为牵引，构建多学科交叉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数据多元集成为手段，转向“过程-能力”智能评价体系；以校企共建平台为依托，打造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应用场景的改造路径。在此过程中，要以教育本质为锚点，避免陷入“工具理性”陷阱。
未来卓越工程师培养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以下问题领域：深入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的创新举措，评估人才培养成效，解释成功模式和举措背后的作用机理；深化校企协同培养卓越工程师的体制机制研究，破解校企资源整合与需求适配难题；加强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变革和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工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实现工程专业设置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型；系统反思数智技术对工程教育的复杂影响，推动形成技术与人协同发展的工程教育生态；加强工程教育国际标准互认与本土特色融合研究，促进中国工程教育标准全球化等。
（九）跨学科、交叉学科与学科建设
2024年，高等教育领域有关跨学科、交叉学科与学科建设的研究持续升温，围绕知识生产模式、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取得显著进展，逐步形成由学理探讨向实践总结的过渡转向。
从数量上来看，2024年有关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这也与国家战略层面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倡导和重视息息相关。从研究主题来看，更多地聚焦在跨学科知识生产、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跨学科组织建设以及国际经验探讨等方面，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
从“线性模式”到“螺旋上升”的知识生产规律。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跨学科知识生产具有问题导向、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等特征，其不断推动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与转型。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表明其知识生产应用语境的必要性，而不再仅仅是知识生产模式Ⅰ的线性生产模式，要符合跨学科的知识形成特点，是从问题识别、知识整合、创新突破到应用推广的循环往复过程。
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学者们普遍认为，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并非简单的学科叠加，而是要实现学科间的深度融合。有学者提出，学科交叉融合的理想状态指向知识创新驱动，只有实现从“外驱发展型结构”向“内驱建设型结构”发展与转型，才能将学科交叉融合内化为行动主体的共同认知和行动，实现任务驱动和探索性科研任务的有机整合。另有研究关注不同情境下学科交叉融合的具体模式和实施路径，将问题导向、需求牵引、平台支撑、机制保障等融入学科交叉建设，为跨学科及交叉学科建设提供方向指引。
从“单一学科”到“复合交叉”的人才培养体系。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培养目标来看，跨学科人才培养应以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同时，一些学者探讨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具体模式，提出了“项目驱动、导师指导、团队合作、国际视野”的新型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强调交叉学科型人才培养需要进行从学科导向向解决综合复杂问题导向的转变。在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发展进程中，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已然成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的重要落脚点。
从“松散联合”到“紧密协同”的组织平台建设。在组织类型方面，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组织壁垒，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组织体系，包括跨学科研究中心、虚拟研究所、学科交叉平台等不同组织形式。在组织运行机制方面，已有研究针对资源共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展开不同程度的分析探讨。此外，比较分析国内外知名高校跨学科组织模式，有学者通过对法国研究型高校的深度调研，揭示出其通过“平行贯通”制度设计实现科研与教学组织分离的学科交叉型组织模式。
2024年，跨学科、交叉学科与学科建设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和实践路径。然而，面对世界尖端科技高峰的争夺压力和复杂性社会需求变化，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一是加强学科融合机制研究。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和问题需求，明确跨学科研究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支持措施，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学科融合模式。二是拓展交叉学科组织建制研究。结合高校学科优势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继续深入探讨如何加快高校有组织科研体系建设以进一步形成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三是完善跨学科及交叉学科评价研究。根据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和规律，构建更加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创新，涵盖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人才培养、学科交叉融合度等方面，不断强化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的贡献评估。
（十）学位法
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进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学位法的出台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有效法治保障之一，是法治与教育的关键“交汇点”，是教育强国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实践成果。学术界围绕学位法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法治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宏观层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学位法的出台背景、战略意义、历史沿革、价值原则和制度创新等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中微观层面，学者进行了旧法的延续性和新法扩展性的双重探讨，包括学位撤销、论文抽检、论文评阅、学位与学术复核、学位授予标准等制度的具体适用以及人工智能与新技术运用背景下学位法治工作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回应了学位法的时代需求。
学位立法开辟了法治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境界，通过学位授权审核、学位分类、学位质量保障等新型制度建构，成为助推三大强国战略实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强大法治基石，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提供了有效支撑，也展现出“权利法”“程序法”“组织法”“行为法”以及“规制法”等多种类型的属性和法治价值。
学位法在制度创新方面完善了现代学位治理体系。学位法在若干领域推动了制度变革与创新：增设专业学位类型，丰富学位类型体系；确立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学位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责，完善学位管理体制；细化学位授权规定，优化学位授权审核制度；规定程序性权利和权利救济途径，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完善学位质量保障制度，构建起学术复核和学位复核相结合的学位争议解决体系，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学位法实施中的具体制度存在多重属性、多维价值和多元实践，中微观研究关注具体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平衡，呈现出一定程度近似的研究范式。学位授权审核兼具许可和授权的双重法律性质，具有规划性、竞争性和专业性的特征。论文抽检是对学位授予单位行政确认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围绕保障学术自由与权力行使法治核心价值展开。
法律授权与大学自治的双重授权逻辑，能够解释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正当性基础的基本法理。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适用中应当注意对象、方式和范围等，可通过司法力量强化监督，具体标准的制定程序还应当融入“学术自治权”因素，并涵盖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学位授予程序中需要形成以学位评定委员会为中心，分段参与、协作治理的“一核多元”关系格局。
学位论文评阅过程需要实现尊重评阅专家学术自主判断与遵守法定程序的平衡，适当设定细化流程并严格履行，同时履行告知义务及审核的各项职责，规范学位申请审核行为。硕博学位论文系重要的学术科研成果，学位论文的有效管理有助于推动相应科研成果的利用，学位档案治理法治化是学位授予全过程管理的关键环节和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学术复核制度的独立性理论能够有效回应学术复核制度的理论争议，促使学位纠纷更好预防与化解，制度制定应从规范制定、制度实施、强化监督着手，制定时应当关注学术复核组织与学位评定委员会之间可能出现的权力运作冲突。
技术性正当程序与敏捷治理的立法引入，是促成法律革新的有效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代写论文引发的学术不端应当提升透明度、协同治理、提高数据质量、分类分级监管。判断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不端应当采用技术手段+人工判断标准。
学位撤销有必要引入合法预期保护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学位纠纷解决方式。学位授予争议应以高校专业性作为司法介入行政裁量之界碑。学位撤销标准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与适用，应当注重实现学生权益、高校自治和司法公正三方面的利益平衡。羁束性暂缓授予学位行为及其义务性程序应当纳入法律保留范围，同时以比例原则的漏斗型判断规则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
2025年，学位法实施后可能带来一些新问题，需要法律与教育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协同努力，突出法律实施与教育教学、人才评价的关键领域深入研究。后续研究将更加聚焦实务问题，突出学科交叉融合，最终实现学位法实施过程中个体权益保护与学位质量保障之间的有效平衡。
（十大学术热点评述专家依专题顺序分别为马陆亭、阙明坤、王新凤、郝清杰、贾玉超、别敦荣、周光礼、郭卉、马银琦、周详）
（作者：王小梅，《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周详，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院副教授；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