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大学思想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正值德意志民族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入侵的冲击下寻求改革与复兴之际。柏林大学的创建对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强盛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科学与学术的中心。现代大学思想的奠基者并非职业教育家，而是一批思想家与学者，他们提出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培养科学与道德兼备的创新人才、大学自治等理念，催生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这一思想挽救了濒临消亡的传统大学，消除了废除大学的呼声。自19世纪中叶起，现代大学思想从德国传播至全球，成为国际教育交流的典范。
关键词：现代大学思想；德国古典哲学；新人文主义；柏林大学
大学诞生于欧洲中世纪，迄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人们习惯于把19世纪前的大学称为中世纪大学，将19世纪以来的大学称为现代大学，也有人将1500—1800年的大学称为现代早期大学。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视角梳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孕育、产生、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以帮助我们认识大学在教育强国战略中所发挥的龙头引领作用，从而起到以史为鉴的效用。
一、现代大学思想和现代大学
现代大学思想也可称为现代大学理念。现代大学的源头是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城市的复兴和经济的发展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大学提供了知识基础；中世纪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则直接催生了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源自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巴黎大学的诞生源自教会对神学人才的需求等。因此，中世纪大学的起源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特征。教育史学者佛罗斯特（S.E.Frost）说：“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1］毋庸置疑，功利性占主导的大学不可能产生大学思想或大学理念。大学教师的职责只是教给学生谋生的知识和技能，尽管也有少许学者研究纯学问，但几乎没有人思考或探讨大学自身的问题。大学思想或大学理念是现代大学的专利。
1.现代大学的德国模式
源自中世纪的大学到19世纪初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大学模式：一是以专门学院为代表的法国模式，“它纪律严明，常带有军事性质，组织严密，并由一套开明的专制制度来统辖课程、学位的授予，并要求其观点与官方学说保持一致，甚至是个人的习惯都受到严格的管理”［2］；二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其“学习方式、教学内容以及大学和政府的关系，都是以‘自由’为特征的。以洪堡之见，政府对大学只有两项任务：保证自由和任命教授”。［3］本文主要研究现代大学的德国模式。
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现代大学常常又被称为德国古典大学，因而德国现代大学思想实际上就是德国古典大学思想。德国学者勒尔斯（H.Röhrs）说：“德国古典大学思想自诞生至今一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尽管期间政治风云变幻，亦有新建大学不断涌现（其建立多是出于对改革的迫切需要），古典大学思想仍然为不同学科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贡献颇多。因此，即便是在（20世纪）学生运动频发、学术自由屡遭重创的六七十年代，追求学术自由仍然作为共同目标成为某些不同派别或政党的黏合剂。”［4］
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但在此之前就有若干现代大学的先驱出现。德国学者包尔生认为，创办于1694年的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5］哈勒大学的现代化倾向包括：奉行学术自由、采纳现代哲学和科学以及倡导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等。创办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是效仿哈勒大学的产物，但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哈勒大学，如提倡学术自由、提升哲学院的地位、鼓励教授们发表研究成果、最早采用习明纳课程等。有人因此认为哥廷根大学比哈勒大学更有资格享有“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
创建于1558年的耶拿大学是柏林大学创办前最后一个现代大学的先驱。早期的耶拿大学由魏玛、科堡、哥达和迈宁根四个邦国共建，重要决定须经四个邦议会一致同意，分权导致了耶拿教授们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随着赖因霍尔德（K.L.Reinhold）、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格尔兄弟等学界巨匠的加盟，耶拿大学成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早期浪漫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学者沃森（P.Watson）说：“耶拿大学采纳了比哈勒大学和哥廷根更为成功、更为现代的模式——将教学与研究结合到一起，让学生们与引领潮流的大师一起开创最新的观念。”［6］
大学自中世纪以降，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到18世纪时，大学危机四伏，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境地。所幸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成功实践扭转了人们对大学的负面印象，公众对大学的信心有所恢复，并引发了知识界著名人士对大学的思考。这些人士多为大学教授，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大学的作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及方法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形成了较系统的现代大学思想和理念，从此，古老的大学逐渐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最早对大学进行理论阐述的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茨对大学深感失望，他拒绝大学的聘任并主张以科学院取而代之。与莱布尼茨不同，康德相信大学的作用，主张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理性，培养具有哲学思维的人；他重视哲学及大学哲学系的功能，重视现代科学的价值，较早提出了建立在国家保障基础上的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继康德之后，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文学家歌德、席勒，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观，他们共同构筑了现代大学思想的恢宏大厦。
在高等教育史上，一般人都知道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但鲜有人知道旅居德国的挪威籍学者斯蒂芬斯（H.Steffens）的同名著作《论大学的理念》。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被誉为“在英语世界中至今仍是唯一最有影响的有关大学意义的著作”［7］，殊不知它的出版时间比斯蒂芬斯的《论大学的理念》晚了近半个世纪，后者被视为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2.现代大学思想被认可和接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德国现代大学思想是由众多大家共同构建的，虽然不尽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培养德才兼具的有创新能力的人、大学自治与国家办大学等。甚至风靡20世纪的通识教育、大学服务社会等都可以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思想中找到源头。有学者用“学术意识形态”（Wissenschaftsideologie）来代表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称这种学术意识形态“成为19世纪德意志大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人们不但赋予它一种令人敬畏的、几乎是宗教的地位，而且还将它定义为德意志大学的‘思想’，它强调科研和教学的统一”。［8］除了洪堡，还有多人参与了学术意识形态根基的塑造，他们分别是费希特、谢林、斯蒂芬斯、施莱尔马赫和沃尔夫等。正是这些学者构建的“学术意识形态赞美大学里的探索和创造。……它假定，通过对明确定义的研究方法的缜密应用可以获得学术知识，这还意味着，多数大学生都能掌握这些探索方法”。［9］
现代大学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地被现代大学照单全收，在实践中的效果和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思想的产物，但柏林大学并非不打折扣地全盘接受了现代大学的诸理念。《洪堡传》的作者康拉德（F.Konrad）说：“按照洪堡的愿望，柏林大学应该是一所不受国家干预、具有批判精神的机构，但所有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人都认为情况并非如此。”［10］洪堡筹办柏林大学时，扩大大学自主权，努力促成普鲁士立法赋予大学对国王捐赠的土地以及钱财的处置权，但该项立法在他卸任后不久就被取消了，继任者舒克曼（F.Schuckmann）及国王都不主张让大学过于独立，一再试图减少大学的自主权。后来的文教大臣阿尔滕施泰因（K.Altenstein）也明确表示，大学不是国中之国，不应该干出有害于总的政治局势的任何事情。［11］柏林大学的蓝图是由德国唯心主义绘制的，“但该蓝图在执行过程中却没有完整地在洪堡大学表现出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教学和科研之间的联系是普鲁士模式的核心要素，但至少在一开始，研究处于从属地位，它们是后来才逐步渗透到习明纳和之后的各学院的研究所之中的”。［12］创办柏林大学的指导思想是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标榜追求纯粹知识，抵制功利主义的知识观和大学观，但功利主义从未在柏林大学销声匿迹。受新人文主义影响而创办的柏林大学虽然公开宣称希望哲学（及其学院）成为大学中最重要的科学，但在第一个学期，柏林大学最大的学院是医学院，数十年中，医学院和法学院交替成为最大的学院，神学院则紧随其后［13］，很明显，适合就业需求的学院是最受欢迎的。康拉德说：“柏林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所职业培训机构，在这里‘普通的人的教育’并没有受到重视。”［14］继洪堡之后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舒克曼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比洪堡更多地反映了国王和官僚机构的意图。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颁布后，大学受到政府更严格的监管。
以上事例表明：现代大学思想被大学认可和接纳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帆风顺的。
二、现代大学思想形成和现代大学诞生的时代
现代大学思想孕育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德国人文主义文化的复兴时期；现代大学诞生于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处于战败后的生死存亡的关头。
1.德国新人文主义是现代大学思想产生的知识基础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由于主战场在德意志，战后德意志满目疮痍，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战争、瘟疫和饥饿使德意志人口锐减，根据战事发生的程度不同，各邦损失人口在30%-50%不等。［15］然而，“尽管三十年战争让民族堕入令人绝望的野蛮状态，但就在四代人之后，德意志便迎来了科学与艺术的黎明”。［16］
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经历了第三次古代的复兴，这就是发生在德意志境内的复兴，即新人文主义运动。欧洲第一次复兴是发生在12世纪的复兴，“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这些新的知识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束缚，创造了专门的学术职业。它吸引着那些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他们不怕重山和狭窄海洋的阻隔，来到巴黎和波洛尼亚，组成了那些学术行会组织”。［17］这些行会即大学的前身。第二次复兴就是人们熟知的发生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
关于发生在德国境内的第三次复兴，沃森说：“它引起了一场艺术与科学的繁荣——一场复兴，也见证了在军事行动中产生的巨大反响与革新，还激发了无与伦比的哲学复兴。由此推动了新的美学理论中的一场波澜，其中包括像歌德和席勒这样的诗人被抬升到了学者乃至全才的高度。伴随这次复兴而来的是爱国主义的风起云涌以及对统一的要求，这一次发生在德意志境内。诸如此类的情形也发生在音乐和人文科学领域，后者就是人文主义的德意志形式。……存在于学术、教养、内在性（Innerliehkeit）之间的关联被新建的柏林大学（1810年）以最为强有力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些关联是人文主义在德意志的思想中最为鲜明的体现。”［18］英国学者特纳（R.S.Turner）在《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1806-1848）》一书中说：“从1790年到1840年之间的五十年是现代学术演进关键的成形年代。到了1840年，自然和物理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在确定了学科边界的同时，生成了主宰20世纪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他特别指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学者都促成了这个知识组织化的英雄时代，但其中，德意志学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泰纳（H.A.Taine）甚至断言，所有当下的主导思想都产生于1780-1830年的德意志。［20］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18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与大学关系密切，许多复兴的中坚人物都是大学教授，如席勒、沃尔夫、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等。德国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Treitschke）称，德意志精神的每一次转型，都反映在德意志大学的命运之中，比如古典文化的开端就同哥廷根大学初次兴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21］包尔生说：“在我们人民的心目中，德国的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的教师。我们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为我们著书立说，而且还是我们可以与之面对面的、给我们授课的教师。……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知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撇开大学教授的贡献的话，那么所剩下的内容也就不太多了。”［22］幸运的是，这些教授们在构建学术大厦的同时，对大学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现代大学思想。洪堡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实际上，洪堡的大学思想来自自康德以来的所有思想家，除康德外，还有歌德、席勒、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等，洪堡是现代大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付诸实践者。
2.1806年耶拿战败后普鲁士自上而下的改革催生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
现代大学思想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一方面是康德、席勒、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等人的阐发，一方面是哈勒、哥廷根和耶拿等大学的成功实践。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大臣时，终于以现代大学思想为指导，创办了公认的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是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诞生的，可以说柏林大学是德意志救亡图存的产物。18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德意志社会以“开明专制”之名推行现代化与理性化进程，传统的等级制度开始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开始萌芽。然而，从整体上看，德意志的改革推进缓慢，举步维艰。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德一日内连续败于法国军队，不仅导致了普鲁士的军事崩溃，也使其面临政治崩溃。虽然，最终普鲁士作为国家得以保留，但易北河以西的威斯特法伦地区被并入法国统治的“莱茵同盟”中。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政权岌岌可危的紧急关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经历长期摇摆和消极应付后，终于被迫打开了全面改革之门。
1807年开始的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成为德意志复兴的关键。改革是“自上而下”展开的，主要包括国家管理结构的改革、废除农奴制改革、军事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1807年9月30日，施泰因（H.F.K.von Stein）被任命为首相。他上任前在《拿骚备忘录》中写道，改革的目的是“使集体精神和市民意识活跃起来；对于还在沉睡的和被误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分散的知识加以利用；在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民族需求同国家当局的看法和需求之间寻求一致；重新唤起对祖国、自己和国家荣誉的感情”。［23］施泰因坚信：“我们无须去摧毁所有的老传统，而是必须对它们作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我们不仅反对那些民主的空想家，而且也反对那些诸侯专横权利的捍卫者。从现状中，我们能发展起这样一种局势，它既不会砸毁一切，又能超出原有结构的气氛不断上演新的剧目。上帝将保佑德意志民族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诸侯专横，反对异族侵略！”［24］1808年11月，在拿破仑的压力下，施泰因被解职。1810年6月4日哈登贝格（K.A.von Hardenberg）被任命为首相，继续前任的改革事业。他设计的改革目标是，用自由主义取代开明君主专制，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不是某个等级享有另一个等级没有的特权”，“天赋的自由不能再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基于这个宗旨，将建立一个机制，使所有阶级的国家公民都可以自由使用其各种能力”。［25］在哈登贝格看来，“这些原则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表明：还没有采纳这些原则的国家，要么走向没落，要么必须使自己强制性地去接受这些原则，若要反对这种时代的基本趋势，那就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26］
教育改革是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还在法国军队占领柏林时，哲学家费希特冒着生命危险在柏林科学院大厅发表系列演讲，他认为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是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新人的教育，他称这种新教育为民族教育，这种教育“就是不折不扣地、毫无例外地把新的教养施给一切德意志人，以致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一切单个成员的教养”。［27］费希特强调新德意志民族教育的实施者是国家而不是教会。国家应该担负民族教育的费用，“如果国家普遍实施我们建议的民族教育，那么，由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受到了这种教育，国家从此刻起就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军队了，……国家一旦想要，就能召唤他们，将他们武装起来，并且可以肯定，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打垮他们”。［28］
经施泰因推荐，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教育大臣，直接领导了此次教育改革。洪堡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新人文主义，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创办柏林大学是其最耀眼的成就。正如洪堡所说：“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29］特赖奇克说：“柏林大学是第一所普鲁士王家大学，也是祖国的根基所在，是一个自由伟大的民族的文明成果，这是以往建立在神圣帝国特权之上的大学所不能理解的。它位于庄严的城堡内，面对着威廉三世的宫殿，从此普鲁士就意识到自己要将德意志科学精神揽入怀中加以保护，并且再也不可能与之相分离。正是用这种最高贵、最有价值的形式，我们展现了自己对于那位浮夸的占领者所拥有的精神优势。相比拿破仑统治下的荒芜，新生的柏林大学有一群思想家。”［30］幸亏有了这样一群思想家，柏林大学遂成为德国大学的典范，成为举世公认的“第一所现代大学”。
三、现代大学思想由众多天才的思想家共同构建
现代大学思想不是由某个或几个教育家提出来的，而是由一群天才的思想家和学者共同构建的，从康德到洪堡，现代大学思想的确立持续了数十年。
1.18世纪前的天才思想家、科学家与大学
西方历史上有几个公认的天才辈出的时代，一是古希腊时期，如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学家荷马、伊索；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科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二是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等。三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怀特海说：“我们只要把这一个时期曾经在世界上发表重要著作的人名略微一提就够了。弗兰西斯·培根、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巴斯噶、惠根斯、波意耳、牛顿、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等都是这类的人。”他还说“这个数目还远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情形”。［31］在怀特海列举的17世纪天才人物中，只有莱布尼茨是德意志人。
17世纪正值德国三十年战争时期，三十年战争造成的浩劫使德意志天才辈出的时间至少延迟了一个世纪。沃森说：“自18世纪中叶，德意志日渐由一个文化贫瘠的地区转变为举足轻重的科技文化强国，甚至比当时的欧美诸国更具创造性和影响力。她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灿若晨星，将其科学文化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32］德国天才辈出的时代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哲学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号称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文学有歌德和席勒，两人并称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音乐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号称德意志文艺复兴中四位伟大的音乐巨擘。此外还有科学家高斯、亚历山大·洪堡以及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等等。上述德意志天才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泰斗级人物。
古希腊时期，大学尚未诞生，自然不可能出现大学思想或理念，虽然一些天才学者在类似高等教育的机构任教，如柏拉图在学园，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在亚里山大里亚大学，但他们没有对高等教育机构本身作出过思考和阐述。
在文艺复兴时期，创办于12世纪的中世纪大学已遍布欧洲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大学主要是职业培训机构，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师、律师和政府官员，虽然许多天才人物也出自大学，但大学职业培训的功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对大学的基本问题提出疑义。
到17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大学开始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接纳新的学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影响，大学学术自由也初现端倪等。但从整体上看，大学仍不尽如人意，人们常常用“僵化”、“颓废”、“麻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当时的大学。虽然17世纪绝大多数天才人物都接受过大学教育，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大学拥有教授职位，但他们对大学的不满与日俱增，与之前对大学问题保持缄默或视而不见不同，一些天才人物开始关注大学，并对大学的弊端进行了抨击和批评。弗兰西斯·培根毕业于剑桥大学，但他认定当时的大学是知识疾病的孕育场所。他说：“在学校、学园、学院和类似注定要成为学者住所和培养学术的地方的习惯和制度中，一切均和科学的发展背道而驰。……因为这些地方人们的研究禁锢在某些作家的著作中，如果任何人对他的看法持有异议的话，他就会受到排斥并作为一个暴乱分子和革新者而接受审判。”［33］莱布尼茨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又在阿尔特多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父曾是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但他拒绝了阿尔特多夫大学的教授席位，在他看来，大学如同僧侣机构一般，整日沉迷于无聊的幻想之中［34］，自己若置身于这样的机构将有损尊严。他主张用科学院取代大学。
2.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的德意志天才与大学
17世纪的天才们发现了大学存在的若干弊端，但对如何改革传统大学并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这项工作留给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的德意志天才们，其中拔头筹者无疑是天才的哲学大师康德。从康德开始，大学有了明确的思想和理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代大学理念逐渐形成和确立。
康德是近代哲学的巨擘，德国古典哲学的鼻祖。从1755年到1797年，康德一直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除了构建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康德对大学若干问题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发展理性；大学教学旨在让学生学会思考；大学拥有学术自由的权利，但国家对大学的监督与有限干预同样不可或缺。康德的大学观经由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等人的发展，对德国现代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也是现代大学思想的鼻祖。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承上启下的哲学家。1794年，年仅32岁的费希特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并先后任教于爱尔兰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在1806年撰写的《关于爱尔兰根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和1807年应普鲁士大臣拜姆(K.F.Beyme)委托撰写的《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计划》中，费希特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观。他肯定大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场所和最神圣的事物；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机构，而是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大学应享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同时大学是国家的机构，国家有权对大学施加各种影响。费希特的大学思想被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部分采纳。
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798年，年仅23岁即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66岁时还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谢林的大学观主要体现在1803年出版的《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中。谢林一方面主张思想和研究必须不受限制，科学和教学活动必须是自由的，一方面又认为学术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而是国家认可的自由。他提出所有科学的有机统一，明确大学同时肩负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他反对功利主义教育观，提倡通识教育；他主张大学致力于培养创新能力，重视哲学和科学的中心和引领作用。谢林的大学观成为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理论依据之一。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先后在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虽然黑格尔没有留下专门的教育论著，但其大学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黑格尔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捍卫者，他明确主张大学应拥有学术自由，同时也赞同由有改革头脑的官员来监督大学；黑格尔信奉新人文主义的教育观，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有教养的人，大学是为学生提供教养的最合适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仅仅训练学生获得不确定的“技能”为将来职业做准备的场所。他确信哲学是教化和科学的中心，哲学在大学教学中应该居于核心地位。黑格尔的大学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他重视科学、追求真理、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些都是现代大学传承至今且亘古不变的核心理念。
以上四人是对现代大学思想作出重要贡献的哲学天才，此外，歌德、席勒、施莱尔马赫、斯蒂芬斯等人也是现代大学思想史上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
歌德是德国首屈一指的文学天才，他在担任魏玛公国首席国务大臣和枢密院顾问时，致力于耶拿大学的复兴，对耶拿大学的兴盛功不可没。歌德重视大学对国家文化发展的作用，相信一流教师是办学的关键，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是“普通教化”。他认为，教化不是通过一套固定的课程甚至机构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接触世界上的事物和人并通过交往而实现的。他相信最好的教育总是来自整个环境，因此不遗余力地利用自身的影响改善耶拿大学的环境和条件，使耶拿成为一个自由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心。
席勒是德国历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文学大师。1789年，在就任耶拿大学教授的演讲中，席勒以《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为题发表了自己对大学的看法，其中某些观点对现代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将大学生区分为“面包学者”和“哲学头脑”，赞赏后者而抨击前者，体现了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和源自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对立。席勒的观点反映了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在教育目的上的诉求，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和影响。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新教神学家、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1804年，施莱尔马赫出任哈勒大学副教授，1809年出任柏林大学教授和神学院院长。在授课之余，他深入思考大学问题，并参与了关于建立柏林大学的讨论，其1808年撰写的《关于德意志大学的思考：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成为创办柏林大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施莱尔马赫认为，大学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大学也要尽可能谋求独立于国家；大学师生应该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学教育唤醒青年理性之最高理念——认知；哲学院是大学中最基础和最高级的学院，学术讲座和专业研讨课是最适合大学的教学方法。由于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较费希特激进的大学观更为温和且更加切合实际，因而受到洪堡的青睐，也更多地被纳入柏林大学的办学实践之中。
在对德国现代大学思想作出贡献的众多人物中，还有一位是旅居德国的挪威籍哲学家和科学家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曾任教于哥本哈根大学、哈勒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他将德国视为其精神的故乡。1809年，他将在哈勒大学开设的有关大学理念的演讲结集出版，即《论大学的理念》，该书成为柏林大学建校的经典文献之一。斯蒂芬斯将大学定义为：“智慧的学府”，“培养民族精神、唤醒内在自由的地方”和“自主教育的机构”；大学学习旨在使学生获得更高层次的确立秩序的思维能力；而国家的职责在于通过大学养育智慧，扶持学术与艺术的至高追求，捍卫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从而实现国家与学术、自由与必要性的统一。
毫无疑问，现代大学思想是上述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的德国天才们共同创建并不断完善的。耐人寻味的是，提出现代大学思想的并非专门的或职业的教育家，当时西方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教育家或教育思想家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和赫尔巴特等人，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没有触碰过大学的基本问题，最早阐述大学思想的是哲学家康德，之后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还有文学家歌德和席勒，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等人，即使是创办柏林大学的政府代表洪堡也不是职业教育家而是语言学家。可以说，构建现代大学思想框架的不是职业教育家，而是一帮天才的哲学家、文学家、学者，他们无疑都是所处时代人类卓越的思想家。“这是一群创造力无穷的人”［35］，现代大学理念正是由这些人创造的。
现代大学大厦是由一批一流的思想家和学术精英合力打造的，历经二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冲刷，至今仍巍峨耸立。虽然不时有些小修小补，但根基从未动摇。18世纪曾一度出现过的废除大学的呼声已完全被淹没，甚至彻底销声匿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德国的天才们对大学理念的付出和贡献。
四、现代大学思想的传播是人类教育交流和互鉴的范例
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是较早对德意志进行系统介绍的外国人之一，她在19世纪初访问了德国，1810年出版著作《德意志论》，详尽介绍了德国的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哲学和伦理学及宗教热情。该书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大学，她称之为欧洲最有学问的大学。她在书中写道：“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借鉴。谁要是自我剥夺本来可以互相借鉴的智慧，谁就要犯错误。……任何人不管多么高明，都无法猜测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活、呼吸着另一方空气的人脑子里自然发展着什么。所以不管在任何国家，总以对外国的思想采取欢迎态度为宜。”［36］《德意志论》第一版在巴黎竟被拿破仑销毁。1813年英文版在英国出版，次年又在纽约再版，引发了许多美国人对德国的兴趣，美国人声称通过该书发现了智力和精神思想的新大陆。受该书的鼓舞，许多美国青年踏上了留学德国的旅程。
1.现代大学思想在美国的传播
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现代大学思想开始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其中美国受到的影响最早，也最为全面、持久和深刻。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德国大学为师，并结合本国实际，实现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1815-1914年的一百年间，约有万余名美国人赴德留学，成为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潮和文化教育交流借鉴的典型范例。美国人不仅在德国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科学和学术，而且吸收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精华，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科学研究职能以及现代大学制度。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思想的精髓。在19世纪中叶以前，由教派控制的英国大学没有学术自由，法国高等教育因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也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最早的大学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的，大学由各教派控制，亦无学术自由。曾两次留学德国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G.S.Hall）称赞德国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曾留学德国马尔堡大学的艾略特在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演讲中说：“一所大学必须要本土化；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而最重要的是要拥有自由。自由之风必须吹过每一个角落。它就像飓风一样威力无穷。”［37］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发布《学术自由报告》，在13位发起者中，有8位曾负笈德国大学。
大学研究职能是现代大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在19世纪中叶之前，沿袭英国大学传统的美国大学与研究无缘。到19世纪70年代，研究的理念在美国对德国教育的讨论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曾留学德国的密歇根大学校长塔潘（H.P.Tappan）在1851年出版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最早将大学定义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场所”。吉尔曼（D.C.Gilman）在1876年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宣称：该校的目的是“鼓励研究；培养年轻一代进步，帮助和促进那些有望推动科学和社会进步的优秀学者的发展”。［38］大学研究职能在美国的确立，大大提升了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此后美国大学一直以科学研究的重镇著称于世。
1876年创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成功移植德国大学的典范，其最初聘任的教师几乎都有在德国大学留学的经历。该校高举学术自由的大旗，鼓励研究的风气，创办研究生院，引入德国大学的讲授法和习明纳制度，成为美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先驱。
美国的经验表明，人类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借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交流和借鉴不仅可以超越国家、地域，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霍金斯（H. Hawkins）在《跨越大西洋的门徒》一书中写道：“德美两国通过文化领域的经验交流，使思想的力量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实现了共同繁荣。此乃现代社会跨文化借鉴的典型例子。”［39］
当然，美国借鉴德国大学经验并不是囫囵吞枣或照单全收，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兼收并蓄的。勒尔斯说：“美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德国大学经验的融会贯通实现了文化学习与交流的深层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应该铭记自己的立场和优势，不能丧失自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适得其反。”［40］
2.现代大学思想在英国的传播
英国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近代以来，英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模式基本上是输出型的，如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即是英国大学的舶来品。
英国高等教育一直为创办于中世纪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所垄断，两校由教会控制，恪守传统，崇尚古典学科，拒绝新科学和科学研究。有人说：“在1830年以前，英格兰没有科学专业，也没有任何从事科学事业的机构。”［41］
19世纪20年代，苏格兰诗人坎贝尔（T.Campbell）先后访问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不仅倡导在伦敦开办一所新大学，而且要求新大学参照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1828年，伦敦大学正式创办，在创办初期，对德国大学的借鉴体现在宗教宽容、学术自由、教学和管理组织方式等方面。此外，伦敦大学还聘请了多名德国学者来大学任教，施莱尔马赫的妻弟米伦费尔斯（L.von Mühlenfels）即其中之一。
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生并求学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推崇发展科学技术的德国理念。他于1847年担任剑桥大学荣誉校长，积极致力于德国大学思想的传播。1839年，普莱费尔（L.Playfair）赴吉森大学随李比希学习，回国后致力于将德国的学术生活方式介绍到英国。1853年，罗斯科（H.E.Roscoe）在伦敦大学学院毕业后留学海德堡大学，师从化学家本森（R.W.Bunsen），留德经历使他直接感受到德国大学制度的优越。
19世纪中叶英国各地创办的城市大学从德国大学受益匪浅。建于1851年的欧文斯学院最早开始借鉴和模仿德国大学模式，强调知识的创造和学术研究。该校教师聚集了众多的留德学者。此外，曾任利兹大学副校长的史密塞尔斯（A.Smithells）、布里斯托大学学院院长拉姆齐（W.Ramsay）、布里斯托大学校监霍尔丹（R.B.Haldane）都是德国大学思想的传播者。据估计，19世纪留德的美国学生有9千人，英国留德学生人数至少与美国相等。［42］
19世纪中叶后，在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冲击下，英国古典大学铁板一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1850年8月31日，牛津大学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旨在加速英国古典大学的现代化改革。该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学术经历多与德国大学有关，对德国理念和大学模式持赞同态度。委员会就究竟是重建教授制还是改善导师制、如何实现大学现代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经过多轮博弈，达成一些共识，如建议只在更高层次上引入教授制教学，古典大学传统的导师制遂得以保留。此外，在改革院士聘任、取消大学宗教测试、拓展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学习的自由度等方面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19世纪60年代，牛津林肯学院院长帕蒂森（M.Pattison）号召按照德国的模式改革英国大学，呼吁重视研究和培养科学态度，并严厉批评英国将大学仅仅看作是一所供成年学生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补习学校的做法。诗人兼评论家阿诺德（M.Arnold）曾用七个月时间考察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教育，1868年发表考察报告《大陆的学校和大学》，其中有关德国的部分1874年被冠以《德国高等学校和大学》的书名重新出版。他认为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德国大学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和科学研究，而英国最需从德国大学借鉴的正是科学。1855-1860年间，牛津成立了许多现代科学实验室；剑桥也于1871年建成卡文迪什实验室。“到19世纪末，牛津和剑桥已吸纳了德国模式，科学研究在现代大学中的重要性已经确立。”［43］英国学者布罗克利斯（L.Brockliss）甚至认为：“比起德国的大学，牛津和剑桥更为忠实地实践了洪堡所提出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理念，这是因为牛津、剑桥保留了法人自治与大学自治，而且它们的首要职责是非专业化的教育。相反，大陆的大学则从属于政府当局，其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医生、法学教师或其他专业人才，而只有最有天资的学生才能与教授进行科研合作，进而从科学教育中获益。”［44］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借鉴德国模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和特色。19世纪中叶，牛津导师制陷入危机，出现了用德国教授制取代导师制的呼声，但经过充分讨论，导师制最终在本科教学中得以保留，教授制只是在研究生阶段被采纳。
3.现代大学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19世纪初，法国和德国几乎同时开始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革。法国的做法是，以源自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原来的大学学院改造成为独立的培养专门人才的专门学院，专门学院以国家需求为最高目标，注重严格和可靠的教学但缺乏科学精神，学术职业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
19世纪初，法国还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巴黎是全世界学者和科学家心目中的“麦加”。然而，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德国的科学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领先于法国。在危机来临之际，法国政府向德国派遣观察员，了解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也遭到了来自教授和政治家们的公开批评。1864年，历史学家勒南（E.Renan）指出：“与德国大学相比，法国的学院处于一种低劣的有失脸面的状况。”［45］1868年，教育部长迪律伊（V.Duruy）创办高等研究院，作为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该院鼓励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并引进了德国大学的习明纳制度。
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于普鲁士，在分析失败的原因时，勒南直截了当地说：“赢得战争的正是德国大学。”科学家巴斯德（L.Pasteur）认为，法国在半个世纪中忽略了智力的培养，尤其是在科学上，目前迫切需要对高等教育各学院的教学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改革。［46］1878年，许多著名学者发起成立“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会”，开始传播德国现代大学思想。
1885-1898年，法国高等教育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许多方面都吸收了现代大学的理念，如给予大学专业院系以法律上的承认，并赋予其较大的自由；规定各大学委员会掌握财务的处理权，在教学上给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取消教会对大学的监督等。
1896年，《国立大学组织法》颁布，17所大学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与大学自治的传统重新取得了平衡。学者认为：19世纪末法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德国方案”引入法国的结果。［47］
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除了以上美、英、法三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丹麦、挪威、瑞典、日本以及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大学都曾受惠于德国。我国也不例外，1907年，曾经的翰林院编修、已到不惑之年的蔡元培赴德留学，第一年在柏林，后三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此时的德国大学正值鼎盛时期，用蔡元培的话说是“世界学术德最尊”。［48］学者说：“蔡元培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与德国教育的‘亲密接触’，接受了基本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形成了自己对现代学术和大学的基本认识。”［49］毋庸置疑，蔡元培在德国的留学经历以及他对德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研究和考察，对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20世纪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50］这句话恰好应验了现代大学由天才的思想家构建的观点。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得益于大学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创新求真、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服务于国家及社会需要，成为现代大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大学一代代得以赓续的秘诀。教育强国战略，大学的龙头引领作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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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国庆,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