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地缘政治的发展和紧张对社会空间建构及大学和科学中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高等教育领域的空间建构创新，是将既定的物质性、行动主体的理念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社会实践三者结合的结果，其中有些社会实践成果进一步构成了该领域持续发展的物质性。“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一个典型案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以转变全球大学关系的早期尝试。大学和科学领域的全球演变历经三个历史层面，并交融至当前的实践中：（1）后殖民主义的发端以及1945年《联合国宪章》与其所确立的主权国际秩序；（2）1990年以来新殖民主义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得到加强以及美国主导的加速全球化进程；（3）在过去的15年里，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崛起，新殖民秩序部分解体。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兴起（这本应成为国际合作的主题，但目前尚未实现），以及美国推动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脱钩”策略考虑不周，虽然它已造成干扰，但不太可能实现目标。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因素，大学仍需探索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合作性的全球空间。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研究；科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人文地理；美国；中国
引 言
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正经历急剧变化，但这并非完全基于其自主选择。当前，多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呈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全球竞争与紧张局势亦在持续升级。全球开放、融合与一体化的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对联合国等跨国组织的支持也变得不再稳固。在英语国家，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高等教育领域，跨境规制的理由已从经济积累的逻辑转向对权力、政治及国家安全的考虑。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人员流动中断现象日益增多。美国从与中国合作转向遏制中国，这对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产生了多重影响。全球科学合作以及大学间的国际合作出现了裂痕。在这一系列令人忧虑的变革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崛起意味着世界正经历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最为重大的技术转型。这理应成为国际社会审思与合作的焦点，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工智能更可能已成为国家竞争与地缘政治分裂的新介质。
本文以全球视野综述了大学所处的时代变迁，探讨了全球格局变化下的紧张局势及对大学和科学的意义，并特别关注了全球范围内的机构与国家行为及其关系。本文的理论基础有三。首先，本体论是现实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实际”（the actual）与“可能”（the possible）均为现实（reality）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受历史和既有物质性因素（materiality）的制约。其次，人文地理学对空间建构（space making）和全球尺度（the global scale）的认知。第三，将当前的全球状况理解为三个接续的历史层面的总和，这些层面持续影响着全球高等教育空间及身处其中的国家和大学的发展潜力：（1）后殖民主义的发端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及其所确立的主权国际秩序；（2）1990年以来新殖民主义在“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得到加强以及美国主导的加速全球化进程；（3）在过去15年里，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新殖民秩序部分解体。
复杂的历史传承表明，尽管未来总是开放的，但目前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仍存在多种可能的发展。在探讨高等教育全球空间与空间建构，并回顾三个历史层面以及大学当前所面临的议题（包括人工智能兴起）之后，本文将提出关于未来发展的若干关键性问题。
一、地理：全球空间与空间建构
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理解与物理学不同。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即社会空间，它持续演变，关系坐标由人类的想象、行动与既定的实体性、社会结构交汇而成。
社会空间并非如空置的停机坪般静待被填充入既定的结构，而是由人类及其组织共同创建与构成的。空间“是多样性的卷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空间是人们为自己构建的一系列关系，它与时间是异质（heterogeneous）而交织的。时间反映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叙事”或“轨迹”，也即人生旅程。空间是不同主体轨迹的交汇处，这些交汇可能是无意的或有意的、个体的或集体的。在空间中，人类会遇到同时存在的其他主体，并各自拥有独特的轨迹。“如果时间展现为变化，那么空间则展现为互动”。空间是“关系、协商、参与、各种权力交织的场所”。社会空间具有不可简化的多样性，即多琳·马西所谓的“多元存在、差异共存的可能性”。
社会空间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市场、网络、村庄、城市、在多个地点运营的组织等，以及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等，包括不同的地理尺度。这些空间都是由人类构建的。以国家空间为例，一国的实体领土在该国成立前就已存在。国家空间是由对领土的主张以及支持这一主张的组织、基础设施、意识形态、文化叙事、规则和习惯共同塑造的。马西强调，地方关系与全球关系一样，都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它们同样开放，同样充满活力，只是在不同的尺度上建构和运作。
（一）活动的尺度
国家、组织和个体持续塑造着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空间关系。他们基于对地理尺度的不同认知来建构空间。尺度作为被认可的地理元空间，依据范围大小和距离不同而变化。萨莉·马斯顿等曾指出：“尺度是一种构建出来的社会性度量指标，用以区分不同空间”。尺度具有多样性。高等教育并不必然是国家尺度或全球尺度的，而是两者兼具，甚至更为复杂：在机构设置和专业学科社团方面，高等教育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地方尺度特征；在“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和博洛尼亚进程中，区域尺度的作用凸显，并显著增强了高等教育的能力与活跃度。
个体和组织拥有广阔的可能性：能在不同尺度间移动，能将不同尺度上的活力结合起来，例如利用全球研究网络构建地方与国家的研究能力。高等教育中的因果关系可能源自任何尺度的活动，而且并不遵循某个确定或统一的模式。有时，全球联系和范例在形塑大学发展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有时，国家理念与议程塑造出独特的策略或方法；有时则是二者结合，如中国的科学发展模式——一种由民族国家主导的“国家-全球协同”模式。主体对尺度的理解影响其行为。主体对尺度的共识往往导致其行为的制度化，以较稳定的方式标准化并复现尺度，使得尺度被视作恒定且惯常的存在。人们以全球视角思考，以地方视角行动，以家国视角感受，以主权国家视角审视，等等。
由于高等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空间与尺度是人类建构的社会现象，因此它们也可以为人类所改变。空间可以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空间既是人类深思熟虑协作与行动的成果，也是偶然碰撞与自发反应的产物，这一切均由主体促成。通过在高等教育中建构新的空间，国家、大学和个体重塑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尽管高等教育的国家尺度已经较为成熟，主要由政府层面塑造，但高等教育的全球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部分地由各大学和科研人员自下而上共同塑造。
（二）高等教育领域的空间建构
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高等教育中的空间建构可以理解为物质空间、想象空间以及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空间的三元关系。（见图1）物质空间涵盖了已经建立的结构，如经济资源、机构及其体系、通信网络、法律法规、政策、使用的语言等。想象空间及社会空间则凸显了个体、群体和组织的作用。其中的关键或许在于能动性想象。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空间中，主体基于想象空间中的想法和理解，重新加工物质空间中的物质资源，从而在高等教育中建构新的活动、项目和组织，即马西所称的“嵌入式的物质实践”，并最终再生产物质空间。
高等教育领域中，空间建构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地方机构在项目上携手合作，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各国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全球产业创新与网络建设；东盟国家达成学生流动和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助力学生发展；大学间签署合作协议、建立联盟，创设跨境联合学位；西方大学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设立分校；教师们深入到彼此国家的体制中，开展联合研究与合作发表；数百万学生申请国外大学，填写签证表格，购买机票，为了接受教育跨越国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高等教育中建构空间。
尽管高等教育中的大多数活动还遵循传统做法或模式，但创新模式仍存有可能性，尤其是在全球层面上，有些做法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新加坡的全球校园战略，纽约大学的跨国校园模式，以及斯坦福大学开发的首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
（三）“上海软科排名”案例
想象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例，在能动性想象空间中，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教授作为大学规划者展开设想：通过测量作为表征指标的绩效数据，可以描绘全球科研实力图景。最初他希望比较上海交通大学与其他理工类强校，特别是与世界领先的美国大学的表现，于是收集了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引用次数以及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等方面的客观的文献计量学数据。由此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大学绩效评估标准，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比较——不同背景的大学在此标准下变得可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计算和监测大学的改进策略效果。“学术排名”在能动的社会实践空间中成为了现实：它将科学研究置于同一全球空间，与其所部分基于的文献计量学数据集一致，实现了对全球统一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想象。“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术语也源自于此。这些举措促进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全球化。对于“学术排名”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想象直接触发了各国大学的竞争，进而引发了国家间的竞争，同时，排名所提供的数据也促进了大学间的合作。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面世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理念的普及，有助于塑造高等教育中的两种空间：全球科学体系，它与民族国家相连，但又高于和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全球高等教育网络，由相互关联的研究型大学组成，同样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尽管不如全球科学体系那样独立。“世界一流大学”理念进一步为商业性的全球排名所强化，这些排名聚焦于全球学生市场的竞争，继“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之后“泰晤士排名”也发展起来。
可以说，“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政策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话语的兴起，对研究商业化的关注逐渐增强。然而，21世纪初，“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其有力的度量指标和基于有形产出的排序方法，使得焦点转向了基础科学，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科学空间。政策焦点自此一直保持在这一领域。大多数政府在衡量本国研发能力的比较地位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依据科学发表和引用的表现。这对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政府专注于通过资助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以提升研发能力，而不是试图直接规划研发活动。高校和研究人员不必等待商业和工业部门来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关于知识生产模式Ⅰ和模式Ⅱ的区分和对立的讨论逐渐减少，这种讨论旨在解构学术学科体系，并可能削弱洪堡式/美国式研究大学形态。刘念才对以科学发表为基础的世界排名的想象与实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超过了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任何其他单一全球空间建构行为。这也是中国“走出去”重塑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早期例证。
二、1945年以来的全球演变：三个层面
空间建构具有能动性，且创新潜力巨大，这已充分体现在三十年来大学和科学的快速、多样化发展以及萌发的令人惊叹的新举措之中。然而，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言，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物质和话语条件下创造的。人们在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经济事件和技术转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当今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大学和其中的个体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运转，这一格局主要基于三个历史层面。理查德·萨克瓦在《失去的和平》中描述了地缘政治的演变。
（一）层面一：后殖民主义与主权国际主义
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即15世纪晚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通过枪炮和《圣经》竞争性地殖民和剥削世界。在此过程中，欧洲列强及其在美国的分支一定程度上统治、控制或强烈影响了地球上95%的土地。这是基于欧美列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性假设及其自认为的道德领导权（即使不是直接的统治权），这类观念至今仍扎根于许多西方国家。
当代地缘政治的起点，无论是整体还是在高等教育方面，都可以追溯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由于美国是二战后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曼哈顿计划”的发起国，美国官员在宪章谈判中发挥了最大作用，因此宪章的制定由美国主导。但其制定过程可谓是真正多元的，中国、苏联等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趋势相一致，曾经由欧洲和美国控制的地方相继成为独立国家。美国支持政治去殖民化，然而又促成了持续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和政治依赖。去殖民化的实际情况和局限性塑造了随后的全球格局。
二战期间，美国与政治体制迥异的苏联结盟。1945年，冷战尚未爆发，宪章谈判的总体精神是乐观的、世界性的、包容的，可以容忍差异。联合国的“宪章国际体系”（Charter International System）将世界建构为一个多元空间，内部政治体制异质多样。其原则是主权国际主义（sovereign internationalism），即包容文明差异和政体的多样性，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包括不干涉其内政；这与后殖民的前提相一致，即各国在遵守联合国公约等共同的宪章价值观的条件下应自行决定其发展道路。
如前文所述，美国主导了宪章制定，但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明显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议程和利益，其保留了有选择地退出多边空间以及“宪章国际体系”义务的策略选项。它拒绝签署或加入某些新的联合国协议和机构。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政策在两种不同的全球空间性上存在割裂，这两种空间性基于对美国全球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内部长期存在的分歧。一方支持主权国际主义，主张包容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坚持“不干涉”原则；另一方则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为基础，持自由主义的反多元主义立场，不容忍非自由主义的政体（但如果该政权与美国结盟，则容忍度较高）。萨克瓦将这一立场称为“激进的自由国际主义”（radical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或“民主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后来在英语国家中被描述为“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 based order），但这些规则一直以来都属于特定文化，而非共同标准，并且在宪章国际体系创建时也并未就此达成共识。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冷战被美国定义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划时代的文明斗争，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干预其他政体的意愿。
（二）层面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与“历史的终结”
冷战是由苏联主动结束的，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苏联自身也在1991年底解体。随着这一最突出的文明他者的消失，许多美国人认为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世界美国化”的趋势。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时刻，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府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在美国内部的辩论中，主权国际主义与反多元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即“基于规则的秩序”）之间的平衡也逐渐向后者倾斜。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放手追求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球霸权。20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化主要由资本主义经济、信息交流传播及广泛的人员流动所推动，其内涵多元且潜力巨大，既促进了全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性。然而，在最初的20年间，全球化实质上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确立了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性政治。
激进的自由国际主义得以推行，一方面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该政策受到英语国家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上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遵循。那些不追随美国领导的国家则感受到了压力。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化趋势，亦因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交流融合而得到显著增强。此外，美国媒体、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持续输出，美国理念和模板的广泛传播，以及美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积极参与，均强有力地推进了这一趋势。
激进的自由国际主义对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政治体制缺乏包容。其自诩在经济领域拥有现代性的优势，同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享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它常常以西方标准来评判其他社会，并支持基于人道主义目标和政权更迭的干预主义策略。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的强调，使人联想到19世纪英帝国主义的自我定位，它基于自设的文明标准，声称拥有世界霸权是自己的权利。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具有持久性。近期在英国大学进行的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访谈显示，存在一种普遍的全球空间建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受访者往往以英国为中心，向外乃至从高处俯视世界，认为他们有权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想象，即便在大英帝国权力衰退之后，这种想象仍然存在于英国高等教育领域。
1990年以后，“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军事领域得到了推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例如在巴尔干半岛、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这一秩序则更为成功。美国大学展现出内在的优越性：不仅担任质量比较的评判者，同时也是此类比较中的获胜者。这种优越地位得以维持的原因在于，美国大学是科学研究和资源的重要集中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除最贫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70多个国家建立了本国的科研体系，并融入了全球科学网络。这一趋势在全球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跨国合作研究的作者数量，以及各国对研究型大学的资助力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教育参与和科研能力的普及，但这并非单纯由美国化所推动。这一现象反映了民族国家及人民对于提升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意愿日益提升，以及在支持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公共和私营经济能力的增强。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末，政策经济学家开始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视为全球知识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大学接受了这一主流定位，一些西方大学甚至转变为创业型角色。商业形式的跨国教育在美国以外的英语国家迅速发展，导致了资本和人才从新兴国家流出，这一现象与殖民时代一致。
同时，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更为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趋势，比全球经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情况更甚。许多早期的互联网使用者出自美国高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科学领域的发展起初是由跨国合作的美国科学家与其他研究人员共同推动的，他们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政府的监管，新成员可以自由地与网络中的任何其他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与合作。全球科学这一新进展部分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潜力。同时，这种开放的合作机制也增强了欧美国家的影响力。全球科学领域主要由美国科学家主导——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获得一流大学的资源和合法性支持。直至21世纪初，全球科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欧美双头垄断，其中北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欧美国家的规范、制度以及语言决定了国际科学领域的包容性：科学知识及规范对其他文化和语言呈现封闭性，这包括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新兴的全球科学空间鼓励的是在封闭议程下的广泛参与。科学组织的开放性和主导文化所规定的封闭性，共同促成了美国的领导地位。马西指出，在空间建构过程中，“关键问题在于互联关系的本质——开放的权力版图”。
（三）层面三：从霸权向多极化的转变
全球化、历史、地缘政治总是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摇摆不定。层面一上多元化的后殖民主义地缘政治格局，让位于层面二上新殖民主义和单极性的同质化主张，接下来的发展便是层面三上对多极化的差异性重申。这一转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兴全球大国的崛起，二是美国霸权的部分撤退。美国的策略由之前的包容与同质化，转向封闭、分裂以及其他旨在限制新兴大国独立发展潜力的措施。
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美国全球化，无论在整体层面还是高等教育领域，均已维持了至少二十年的发展势头。然而，美西方从中获得的收益正在减少，这一庞大的全球空间建构工程显然正逐渐失控。但美西方在高等教育领域影响力的持续时间仍较政治经济领域更为长久。
2008-2010年金融危机后不久，全球贸易增长显著放缓，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力逐步衰退，供应链延长趋势停滞，离岸生产出现逆转。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承诺减退主要存在于西方，并不包括中国、正在崛起的中等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产业反对开放贸易。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全球化的承诺在对华和对欧贸易战中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这一转变并非仅是特朗普政府所为，很快便可看出，背离全球经济开放的方向是美国两党共识的产物，而且在拜登总统任内，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美国对与中国经济交往的态度转变亦呈现出类似趋势。美国两大政党都认为，美国从开放贸易环境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不仅低于预期，而且比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要少。美国开始指责中国未遵守自由主义所期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即政府与市场经济分离，且常规的政府补贴由于会造成不公平竞争而被视为不合法——这就涉及一种典型的文明差异。在中国，政府与经济从未像在西方那样被视为互相分离和对立。主权国际主义本可以调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但“基于规则的秩序”却做不到这一点。讽刺的是，美国的回应——重申保护主义政策和对特定行业的政府补贴——同样违反了自由主义的规范。尽管存在这些争议，贸易争端可能并不是核心问题所在。
在美国眼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多极化趋势，其中包括金砖国家、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等非西方独立大国的崛起——经济重心已从七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优越感。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正逐渐与美国平起平坐。从长远来看，这无疑将对全球金融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尽管美国在公开政策中从未认可多极化，也未曾放弃在全球各个地区对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的争夺，但新兴的多极化格局已然在影响美国的战略方向。
（四）大学和科学领域的多极化
从美国独霸到多极化世界格局，这一转变在各领域呈现出不均衡与不彻底性。相较于政治经济领域，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多极化进程显得更为缓慢；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模式、范式及规则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主导地位依然显著。尽管如此，中国在STEM领域的科研产出已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美国的对华战略亦已从接触合作转向竞争对抗。
2000年-2020年，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的活跃国家数量实现了翻倍增长，其中，中国、印度以及其他非欧美国家的科研活跃度增长尤为显著。中国在2017年的学术论文发表量已超过美国。如表1所示，在物理科学与工程学以及数学与计算科学研究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方面，中国的一流大学已超越美国的一流大学。清华大学已取代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全球领先的STEM领域大学。尽管中国在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表现相对较弱，但这些学科的发展速度也正在快速提升。
政治经济、大学和科学领域的多极化趋势并不仅仅涉及中国。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科学论文生产国，其论文数量远超德国、英国和日本。在科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其他中等国家还有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科学研究领域发展方面正形成更具多样性的国家行动模式，并逐步瓦解了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国际关系框架。在欧洲，研究机构不仅提升了顶尖大学的地位，还在整个欧洲地区更广泛地分配了科研能力。全球多极化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英语国家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趋势。
三、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地缘政治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地缘政治交织体现了三个历史层面所塑造的状况总和。在非欧美地区，层面一中强劲的全球去殖民化趋势依旧显著，并持续发挥作用，这构成了全球权力关系中以行动主体为核心的多极化趋势的重要驱动因素。非西方国家普遍秉持1945年确立的主权国际主义、制度多样性、民族自决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推崇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其西方盟友也普遍认同并遵循这一秩序。在层面二，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新殖民主义达到了顶峰，并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例如在全球科学体系形式以及国际教育商业市场运作上，尽管大学的能力已呈现多极化趋势。同时，层面三的多极化进程正在瓦解原有的秩序结构。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世界，层面三的全球多极化时代也是全球参与这一幻想破灭的时代。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及英国决定脱欧以来，这种幻灭感急速加剧。欧美社会普遍涌现出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在各国国内对移民问题的强烈反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的本土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对非西方和非白人群体崛起的焦虑，这一现象正在颠覆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和新殖民关系。同时，也存在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这种趋势超越了西方核心国家，囊括了俄罗斯、印度等国——即追求政治经济上的国家自足，并在政治层面实现民族自决。这可以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同进程停滞的必然产物。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种新的全球趋同模式，能够取代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全球化进程。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高等教育政策中，这对于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而言并非积极的信号，因为该领域相对而言更具全球化特征；同时，也不利于全球气候行动，因为许多行动依赖于大学间的跨境合作。一些更为积极的国家正试图限制大学和科学的自主权。单一尺度视角、方法论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的自然社会政治形态”的观念再次抬头。在单一尺度视角中，全球空间和全球性行动，如全球科学，仅仅被视为某一国的产物。方法论民族主义掩盖或忽视了民族国家范畴外的各种现象，阻碍了在大学和科学领域更全面地建构空间的可能。
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广泛支持高等教育全球趋同，其中“国际化”一直被视为积极的现象，但现已逐渐让位于政治分歧。在大学和科学领域，仍有人支持（其支持力度尚待检验）维持和在必要时恢复开放性和国际性合作实践（尽管对于重新审视科学内容和进程中的西方主导地位，未见明显的兴趣）。然而，随着政府对反移民浪潮的回应，本土主义政治正在干扰学生和学术流动。在本土主义的压力下，丹麦和荷兰这两个自由主义政体国家最先限制了国际学生数量。2023年，即便是从国际学生身上获得巨额收入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也纷纷出台了旨在限制留学生人数的签证措施。这些决策背后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驱动因素是反移民政治。尽管民族国家的主张在全球得到了加强，但在非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跨境联系并未出现类似的裂痕。例如，东亚地区的高校对跨境关系的开放程度依旧，与十年前无异。俄罗斯则是个例外。俄乌冲突导致了两国学者和学生的大规模被迫流动，同时也使得俄罗斯大学与多数西方国家之间的跨境合作中断。在俄罗斯，所有批评政府的大学学者都被贴上了“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这表明国际关系现已成为某种耻辱。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脱钩”，以及将原本庞大的美中科学合作规模缩减至以国家利益边界为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全球科学空间。
（一）美国的“脱钩”
如前文所述，1990年后发展起来的科学霸权体系，融合了组织形式（包括全球网络）的开放性与文化的封闭性。截至2018年，科学领域的有界开放结构强化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力。这种结构是美国科学实力的关键所在，它不仅促进了美国科学成果的对外传播，也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优秀人才流入。然而，鉴于所有社会空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且多样性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丰富，任何封闭性都不可能彻底或永恒。正如马西所言：“开放性的封闭地理想象，与封闭性的地理想象一样，都必然是不稳定的。”列斐伏尔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空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从使用它的人手中逸出”。因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统治地位亦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10年左右，美国政府和大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科学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美国方面寄望于中国在经济、文化、大学及其他领域向全球开放的过程中，能够向西方国家靠拢。当这一期望落空时，美国方面感到失望，认为自己遭到了误导和利用。但在美国看来，中国最大的“过错”是变得强大，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领域，中国成为了一个与美国平等的国家，打破了西方在科学领域自我安慰式的主导地位。如同政治经济领域一样，科学领域的权力平衡也非静止不变。借用列斐伏尔的说法，日益显著的多极化趋势意味着全球科学空间——或许是全球高等教育空间——已部分地从欧美的影响力中“逃离”。
这一情况进而引发了美国在科学领域空间建构策略上的正式转变——从无约束的开放互联转向部分脱钩以及更为严格的封闭形式。其目的在于减缓权力平衡的变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扭转这一趋势，希望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旧有等级秩序。封闭策略旨在通过除开放参与之外的手段构建行动力，包括在保护性壁垒下培育能力，以及分割空间来阻止其他主体进入系统或进行交互。在马西看来，关键在于“社会关系，空间、开放性与封闭性都通过其实现”。
“脱钩”引发了显著变化。2018年美国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及相关政策，如针对华为的全面围剿，在很大程度上利好美国科技行业；此外，对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施压，不再续签交换生协议，这些举措共同重塑了全球高等教育空间。例如，在“中国行动计划”实施之前，美国大学校长频繁访问中国大学，而在2018年这种交流突然中断；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美国大学校长在名义上享有独立性，但他们一样易于受到政府的影响：美国大学同样深植于民族国家之中。
从2016年起，赴美中国学生的签证数量降至先前水平的一半以下，且在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降低。在研究领域，这种脱钩现象已远不止于军事和安全领域，其他领域和学科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职工也遭到美国的入境拒绝。在部分案例中，签证被拒的理由是申请者与具有军事背景的研究型大学有关联，或与掌握军事力量的政府机构存在联系，尽管所有政府都有军事力量。有案例表明，一些持有有效签证并在短暂归国后试图返回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边境遭到阻拦并被遣返中国。在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下，约150名拥有中美双重职位或项目的科学家接受了调查。尽管最终定罪的人数寥寥无几，但多数人的职业生涯因此受损，并催生了一种恐惧氛围，导致了自我审查的现象。有研究发现，2018年之后，20%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和12%的所有（美国）科学家不再与中国交流。2020年至2022年，中美共同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4500篇。
美国政府持续对其西方盟友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科学关系纳入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这通常体现为一种全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领域的中方研究人员，即便是教育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人员，都被视为潜在的不可信。这种做法不仅限制阻碍了合作项目，还削弱了西方国家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原本无监管的自下而上的跨境关系塑造全球科学的自由度正逐渐减少。美国的“脱钩”策略削弱了两种全球空间建构——共享科研体系、大学间伙伴关系及协议网络——的潜力。
作为一种空间建构策略，“脱钩”的实际效用存疑。该策略建立在对力量对比及科学发展的错误认知上。首先，其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出于美国文化优越性的信念，认为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美国的知识技术或知识产权，倘若美国切断新思想及归国人才的供给，中国的科学进步将会减缓或停滞。因此，“脱钩”策略特别关注从美国到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流动，包括知识转移和对知识产权的监管、联合任命和联合项目、可能前往美国学习并最终回国的中国博士生，以及中国的“千人计划”政策（该举措尤其激起了特朗普政府的愤怒）。可以说，美国专注于阻断至中国的交流通道，低估了中国自主生产科学成果的能力，即中国的创造力。其次，“脱钩论”误判了全球科学流动可以被阻断的程度，以及一国的科学能否与全球科学分离。
《经济学人》发文认为科学领域的脱钩“高估了美国限制中国科学整体发展的能力。即便是在外国制裁之下，华为依旧繁荣发展”。其同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在14个科学领域中的8个领域，中国发表的前1%高影响力科学论文数量领先于美国和欧盟。文章敦促美国科学界重返全球开放合作道路，以促进自身建设，并尽可能地与中国科学界开展交流合作。
（二）新技术挑战
在地缘政治割裂的背景下，世界正面临一项新技术挑战，该技术具备如同互联网般的变革潜力，同时蕴含着风险与积极面。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发展，包括大语言模型，目前主要由美国科技公司而非政府掌控。在美国，人工智能可能被视为重夺全球霸权的良机，然而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并不大。鉴于人工智能在自治技术体系和军事应用中的潜力，对其丧失政治控制权的情况无疑令人忧虑。科技公司关注的是收入、市场份额以及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而非全球共同利益。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成为国际共同管理的事务。
这一合作也将为高等教育领域带来裨益，因为人工智能在该领域具备潜在的变革能力。在行政管理层面，其潜力不容小觑，目前采用的某些书面式的教育评估方式可能难以为继。未来，教育评估方式或将更多依赖于交互式口头交流，并更加侧重于知识学习的应用而不是检索。此外，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及文化主题的研究中所展现的潜力尤为突出。互联网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社区，而大语言模型则提供了对数据库中整个文本及图像语料库的即时访问能力。人工智能将知识（至少是其特定的文本和图像资源）模型化为一个统一的全球空间，此空间对自由提问保持开放，能够接纳无数问题的探索。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信息检索工具，也是促进反思性文化发展的利器，为全球范围内的个体提供了探索各类事物的广阔空间。但它并非学术研究最理想的工具，其潜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还依赖于数据库的内容。
当前的数据库既过于包容，其中掺杂了虚假新闻及其他无用信息，同时又表现出排他性，因为它往往偏向于主导性语言（迄今为止，创建中文版ChatGPT的努力尚未成功）。我们何时才能建构一套更为纯净的科学知识体系，以便进行反思性的智力探索？高等教育中的各主体在知识的验证和纠偏方面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有必要制定一致的跨境科学协议，这一使命不应交给科技公司及出版商。
四、结论：大学面临的问题
大学及其管理层正面临诸多挑战。以下问题尤为紧迫：1.美国科技行业主导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政府应如何取得控制权，同时，大学又该如何掌握人工智能在学术应用方面的主动权？2.具体而言，如何研发更为多元化的大语言模型？这包括涵盖民族文化差异的模型、具备学术知识的专家型模型，以及能够提高人工智能在学术应用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模型。3.有哪些能与大语言模型相融合而非相排斥的可行的新型评估方式，以及如何高效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学中？4.如何打破科学研究的封闭性，恢复中国与欧美西方国家之间开放、相互尊重、互信且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关系？5.如何制定并执行促进互惠与包容的学术合作规范？包括正常化开放（除涉及国家利益外）科学交流的协议，以及管理学术和学生流动的相关协议。
最后两个问题至关重要。虽然层面三上多极世界的形成已不可逆转，但其与层面二中美国霸权的局部瓦解所引发的不稳定性相关。当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即西方国家）正力图恢复至层面二的格局，因此与中国等非西方中等国家所展现的独立行动能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态势。然而，木已成舟，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对层面一主权国际主义的认同。这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起点，由此出发，有望恢复、维护并发展一个共同的全球空间，包括在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中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否则，世界将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某个国家或地区试图成为全球单极霸权，或者各国各自为政、形成分裂的国家体系。
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大学的主权国际主义最终依赖于地缘政治紧张态势的缓解，此目标超出了大学和教育部门的能力范围。尽管如此，无论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如何演变，关键在于大学和科学家们应持续开展跨国界交流，并尽可能地维护教育和科学领域的人员流动。大学及国家协会可以通过正式确立开放、合作、相互尊重和涉及风险管理的协议来推进彼此的关系，同时，也可以通过持续声援那些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受到影响的高等教育人员，来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共同的高等教育空间的确立，将使大学更有效地应对气候自然紧急状况和人工智能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研究型大学若坐等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后再开展合作，恐怕将错失为全球共同利益作出更加充分与重要贡献的机遇。
（作者：西蒙·马金森，牛津大学教育系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联合主编，研究方向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等；译者:张婧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编辑；赵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副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