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郝瑜（1955-），男，陕西子长人，陕西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周光礼（1970-），男，湖南武冈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罗云（1965-），男，河南鹿邑人，陕西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曾鹿平（1961-），男，陕西富县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来 源：《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高等教育“延安模式”始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经历了从速成培训班到正规学校教育、从干部教育到国民教育的转变。其特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学者治校和民主管理，重视政治思想理论课教学、强调学以致用，实行分类招考、科学选材、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和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基础，确立了高校办学的中国逻辑，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初始禀赋，开启了中国高校“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关键词：高等教育； 延安模式； 中国模式； 干部教育
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陕甘宁人民在发展、建设高等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办学体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招生和学生管理等高等教育要素的集成。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一次伟大探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它不仅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培养了大量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重温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对坚持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时代背景
高等教育“延安模式”始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工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培养和吸收干部，中央苏区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但严格说来，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37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达延安以后，延安就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对干部的质和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必须广大地培养人才。”[1]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同时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
在整个延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不仅创立了大量培训班性质的干部高等学校，而且创建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延安医科大学等一批具有现代大学性质的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高等院校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和实验，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专业人才，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延安模式”。
回顾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形成过程，特殊历史条件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一，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尽快适应当时残酷斗争形势所迫切需要的。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只剩下不到1万人，全国红军也不到3万人，全国中共党员也只有区区4万人，这样的力量显然不足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党、政、军、文化、教育等各战线从中央到地方都严重缺乏干部。“边区创建之初，要干部的呼声遍于各地，于是，饲养员一跃成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文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委、主任者有之；党龄才两天即任营教导员者有之。”[2]这还只是军队的情况，地方党政干部更为匮乏。
第二，大量知识青年云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和培养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时间，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像潮水般地纷纷涌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3]，由此可见人数之多。对于这些来延安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4]因此，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和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第三，统一思想认识刻不容缓。一方面，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虽然富有革命热情和朝气，但缺乏革命的坚韧性，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缺乏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认识，因而必须教育与培养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世界观。另一方面，原有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大多出身工农，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浓厚，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此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内中高级干部受其影响。面对以上种种情况，如果不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不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水平，中国共产党就缺乏战斗力，就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统一，就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第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是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局势进入了约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在客观上为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形成创造了环境条件。
二、形成过程
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举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伟大创举，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成功典范。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从训练班性质的学校教育到正规化学校教育、再到具有现代大学性质的国民教育的转变，具体演化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训练班性质的学校教育阶段（1937-1941年）
这一阶段的干部学校基本属训练班性质，主要是传授抗战实际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虽然也教授一些如中国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理论课，但只是启蒙性质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冲破重重封锁，纷纷涌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是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而来的，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理论和本领。同时，由于战事日益激烈，后备力量亟待加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培养更多抗日干部和建设人才，毛泽东作出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5]按照这一指示，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办了很多各种新型的高等学校,仅延安地区就先后扩大和新办了10余所高等学校。如1937年成立了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1939年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华北联合大学、自然科学院，1940年成立了医科大学，1941年成立了延安大学、民族学院，等等。但受当时战争环境和办学条件的限制，都不可能办成正规的大学，只能是办一些训练班性质的学校。这种训练班性质的学校有如下特点：一是学习时间短，大多只三个月、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分配工作；二是坚持一切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三是遵从学用一致、少而精的原则，课程内容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实际技能；四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研究。[6]
2.正规化学校教育阶段（1941-1943年）
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开始，到194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的各高等学校也都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并按照中共中央1941年1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7]（以下简称《决定》）精神，对各类学校的教育目的和任务、教师任职标准、招生、课程设置与学习、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与改革。确立了比较正规的学校制度，延长了学制，学习时间一般改为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人才培养和教学内容也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分设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党务、民运、青运、保卫、医疗、综合等很多类别和专业，各种训练班性质的学校走向了正规化的办学轨道。
第一，明确了各类学校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及各级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各级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内外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等各类高级与中级专门人才的学校。
第二，确定了教师的任职标准。《决定》指出：“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担任指导。”《决定》还要求“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
第三，制定了招生原则。《决定》要求各校根据本校的具体目的，按照“少而精”的原则招生，并对在校学生的成分重新进行审查，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应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
第四，规范了课程设置，加强了专业课程学习。《决定》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50%，文化课应占30%，政治课应占20%。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改革了教学方法。针对过去干部学校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造成一些干部只会死记和背诵各项原则和结论，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决定》要求：“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以“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
3.现代大学性质的国民教育阶段（1943-1945年）
在这一阶段，为了满足边区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批具有现代大学性质的高等院校。
延安整风运动后，为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应对抗日战争形势变化和边区建设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对边区部分高等学校进行统一调整，建设一批以干部教育为主，兼顾国民教育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大学以延安大学最为典型。
延安大学是在后期陕北公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1年7月13日和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举行会议研究了延安各类学校的合编问题，并于7月30日正式做出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合并后延安大学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并确立正规的学科专业设置，全校共设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俄文系、英文系、体育系、中学部；学制为本科三年、专科二年，三个学院属本科，三个系为专科。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做出决定，将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作为边区政府设立的大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至此，延安大学设有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和一个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鲁迅文艺学院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自然科学院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业三系，共计11系。各系内又按照专业性质分班或分组，以分别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另外，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还设有研究室，招收研究生。据1944年6月的统计，全校教职员工575人，学员1302人，已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师范、艺术等学科设置较为齐全的综合大学。[8]正如一些教育史家所指出的：“这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艺等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9]
三、主要特征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将其贯彻到党的一切工作之中。高等教育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与国统区的高等学校不同，延安时期解放区的高等学校，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办学指导思想的，所有教职员工都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所有高校都开设有马克思主义课程。如陕北公学高级班的相关课程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必修课有“中国问题”、“辩证法”、“社会主义”等；中央党校则系统的学习马列理论；中国女子大学的必修课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中国问题”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深入学习，广大学员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正如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10]除此之外，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也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与创新，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中国化。
2.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学者治校和民主管理
延安时期的高等院校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如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眀确指出：“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并且规定：“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11]
所有学校均设立党组织，在基层均设有党支部（在1948年以前，学校党组织和党员身份均不公开，学校也不设立专职党务工作岗位，党务工作均由党员行政干部、教员、学员兼职）。学校党组织受上级党组织领导，与学校行政是平行关系。党组织不领导行政，行政也不领导党组织，各有其领导系统和任务。
学校党组织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完成学校教育计划，对党员进行管理教育，发展党的组织以及对干部、教员、学员进行政治审查。“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具体任务就在于使每个党员完成学校教育计划给予自己的任务。每个学生党员首先应是保证完成自己的学业，并且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以自己品学兼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12]“支部对学校行政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面干涉。”当党组织负责人与行政负责人发生矛盾，有不同意见时，不能解决的提交上级党的机关解决。
在学校行政管理上，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为学校最高行政首长。属于中共中央管理的学校，校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理的学校，由边区政府任命。在校长之下设立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各处处长、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及教师、学员代表各一人组成。有时还聘请有名望的领导人、学者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如延安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就曾有不在学校任职任教的谢觉哉、董必武、胡乔木等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行政决策机构，决定学校教育方针，教职人员聘任，学科专业设置，学校经费预决算等重大事项。校务委员会通过“行政会议”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通过“教育会议”研究学术与教学工作。
为了突出学者治校，延安大学成立以后的几任校长和学院院长都由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担任。如曾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副校长张如心，首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第二任院长何干之，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李强，副院长恽子强，学校首任秘书长赵飞克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另外，学校还建立了全体教职工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三次全体会议，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党的领导，校长负责，学者治校，民主管理，构成了“延安模式”高等院校管理的基本框架。
3.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强调学以致用
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毛泽东同志对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学高度关注并亲自谋划。1944年5月，他专门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请到他的办公室，就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进行研究。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他继承和发展了延安大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优良传统，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又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进。他提议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为了强化和推进这一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室，江隆基亲自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仅为延安大学后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也形成了此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雏形。
强调“学以致用”是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教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如《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13]1944年5月24日，在新组建的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安大学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14]朱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也号召大家把学与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要参与生产工作，在生产中学习；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学农科的与农场结合。正是在这些政策和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才形成了“学以致用”的办学特征。
4.实行分类招考、科学选材、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
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没有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而是实行分类招考、科学选材、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
干部类高等学校旨在吸收、培养干部，入学资格非常宽泛。只要是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不分学历、资历、年龄均可接收，几乎是来者不绝，而且是来去自由。
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有一定标准与程序。第一，要具备一定的报考资格。第二，需经过统一或单独考试。第三，除了统一考试外，还有个别考试。学生可以随到随考，不会因误过统一考试时间而不能入学。第四，除了考试入学的以外，延安高等学校的学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组织部门选调的在职干部，他们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入学。
根据延安大学1944年6月在校学员的统计数据，全校共有学员1302人；学历方面以行政学院为例，学院有学员855人，其中初识字7人，初小学历88人，高小学历115人，初中学历342人，高中学历211人，专科10人，大学学历81人，国外留学1人，总体以初高中学历为主。[15]延安大学的学生学历差异如此之大，就是实行分类招考、多元录取招生制度的结果。这种围绕培养目标，不拘一格、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是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
5.确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延安时期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学校各院系既是教学科研单位，又是实际工作部门。学校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和教员一般都由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兼任。如自然科学院院长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著名无线电专家李强兼任。行政学院的教育、财经、行政、司法四个系的主任，分别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财政厅厅长高自立、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兼任。
为了培养学生的生产能力，一些学院还建立了集教学、实习和生产为一体的实习工厂和实验基地。如当时的自然科学院就建立有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厂、化学厂等，在延安、延长、子长、南泥湾等地还建有实验农场，供教学、实习、研究、生产使用。
学校对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视。很多教员都是一边教学，一边开展学术研究。如吴玉章对历史学和新文字学的研究，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艾思奇、张如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江隆基、刘泽如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一些研究成果，如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乐天宇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等，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四、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初步探索，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为晚清至民国以来的大学本土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路径，对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延安模式”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基础
学界通常把“延安模式”归为干部教育体系，忽视了其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塑造。实际上，“延安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真正源头和基本范式，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造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念、治理框架、办学模式，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是在解放区高等教育的基础上，接收改造国统区高等教育机构，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解放区的高等学校是其制度基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所举办的新型高等教育模式推广到全国，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将公立、私立、教会大学多元并举的体制改造为大统一的公立体制，所有高校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执行统一的政策制度。应该说，其根本依据就是“延安模式”。当前，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无疑仍然需要学习、继承和弘扬“延安模式”的高等教育经验。
2.“延安模式”确立了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
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不同于西方。西方高等院校办学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而学科与知识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学术产出成为衡量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的唯一标准。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办学逻辑，西方学科逻辑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运用。
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这种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种逻辑的形成根据除了“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之外，就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成功经验。
由于办学遵循的逻辑不同，按照不同的逻辑来评价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绩效，结果当然不同。如按照学科逻辑，即从高水平论文产出的角度看，中国重点高校或许与西方研究型大学有差距，但按照社会需求逻辑，即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角度看，中国重点高校却远远优于西方研究型大学。
实际上，基于“延安模式”所确立的社会需求逻辑有西方大学的学科逻辑所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教育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来源于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延安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学科逻辑，但绝对不能用西方的学科逻辑取代中国的社会需求逻辑。相反，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坚持这种社会需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大学的办学逻辑也正在由学科逻辑向社会需求逻辑转变。
3.“延安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初始禀赋
从1895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学堂），到21世纪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纵观百年进程，先是模仿日本，随后引入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转为学习美式高等教育，20世纪50年代“以俄为师”，建立起苏式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又将目光转向欧美。但横向比较，我国当代高等教育模式却迥异于世界各国，自成一体。究其根源，就是受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影响。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基本构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大学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学者治校，民主管理。这种构架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初始禀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虽然也多次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但不论怎样改革，都走不出、也离不开“延安模式”的高等教育经验。延安模式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注入了“红色基因”。
4.“延安模式”开启了中国高等院校“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类型的高等教育都把“立德树人”作为主要任务，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盎格鲁-撒克逊的博雅教育强调侧重于向内的教育，即教育主要指向人的精神与灵魂，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人格修养、价值观；欧洲大陆的专业教育强调向外的教育，即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技能及谋生手段。
“延安模式”既重视向内的教育，又重视向外的教育，既强调立德树人，又强调学以致用。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注重培养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用理论武装的实践者；在课程设置上，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强调少而精、要管用，旨在帮助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能力培养方面，强调学以致用，坚持以实践为导向，重视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等实际技能的训练。应该说，这样的“立德树人”模式与历史上任何一种高等教育都是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特色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模式形成的源头。
当今我国的高等院校肩负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既需要面向未来，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又需要回归初心，回归本分，回归常识，回归梦想。相信研究、总结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不忘初心、不辱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提供诸多借鉴。
参考文献：
[1][4][5][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526,766,123.
[2]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9.
[3]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439-440.
[7][11]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58，103.
[8] [12] [15]曾鹿平.延安大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35,242,135.
[9]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05.
[1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48.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54.